台灣

徜徉在三民主義

的遐想中

還依稀記得小時候，學校裡常常宣傳“台灣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那時的我多麼希望人民解放軍能一舉攻克台灣，使祖國早日統一，讓廣大的台灣人民也能過上像我們一樣“蜜糖般的幸福生活”。至於在台灣“苟延殘喘的國民黨”，更是民主的敵人和人民的公敵，只是靠美帝國主義者的強力保護才苟活下來。

時鐘終於撥到了改革開放的年代，越來越多的台灣人到大陸省親、做生意。通過接觸和了解，我和周圍許多人漸漸意識到台灣人的生活和我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樣，遠比我們富裕，而經歷過文革的我們才是真正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這著實令我大惑不解，退敗的蔣氏父子為什麼在大陸統治時民不聊生、戰亂連連，而到了台灣後，僅三十多年的時間就使台灣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它的經濟是如何發展起來的？蔣經國到底是個什麼樣的統治者？已經實行民主政治、多黨競選的今日台灣人究竟是怎樣看待兩岸統一的？就這樣，我又一次帶上行囊踏上了新的旅程，希望能解開萦繞心頭已久的謎團。

台北·故宮

我們是從泰國簽證繞道進入台灣的，泰航飛機從曼谷飛往台北市。台北位於台北盆地中央，從空中鳥瞰台北市，棋盤式的道路錯落有致，高樓聳立參天，車水馬龍，公園綠化帶遍布各處。前來接機的是台灣最大的東南旅行社的洪小姐，十分熱情，大學畢業已做了七年專職導游。

台北市的規劃留有日據時的痕跡，每條街道都有很好的綠化地帶，從日本殖民時代就開始植樹，所以長得高大繁盛，古樹名木受到很好的保護，龍應台女士當年接受台北市長馬英九的邀請，以作家身份出任台北市文化局長，組織開展了全市珍貴樹木的統計工作，詳細記錄了樹名、樹齡、植樹年和地址，使這些樹都受到了很好的保護，且每棵在台北的文化地圖上都可以查到。作為台灣後花園的花蓮，它的綠化面積更是高達每人擁有170棵行道樹，在這裡毀掉一棵樹要罰款上萬台幣。許多台北市人在花蓮買一個小別墅，周末假期時來度假。台北市的馬路非常整潔，沒有一點垃圾，在車上我們看到一個老人提著幾個塑料袋，在幾個垃圾箱旁分放垃圾。導游告訴我們台灣有“垃圾分類放置法規”，亂放置一旦被發現，就會被罰款。

我們的車進入市區，經過中山北路——台灣第一條現代化道路、凱達格蘭大道，來到博愛特區中正文化中心，由中央牌樓“大中至正門”遠望中正紀念堂，氣勢雄偉。國家音樂廳和國家戲劇廳伫立兩側，那是台灣國際文化交流中心和藝術休閒中心。兩院廳一個用金色琉璃瓦頂鋪設的仿埃及金字塔之體，另一個是用寶藍色琉璃瓦鋪設的仿天壇之頂，加上高聳威嚴的紀念堂，呈現出台灣融合中西方建築的美學思想與歷史蘊涵。寸土寸金的台北市，從西門町、東區到天母、士林街區，商鋪林立，街頭巷尾到處是一家家咖啡廳、泡沫紅茶店、24小時便利店、KTV，閃爍的霓虹燈妝點出不夜城的景象。

台北市90%的房屋都有二十年以上的年齡，建築大都已顯老態，遠沒有上海的新、高、漂亮。導游介紹說，台北市的建築規劃動遷很困難，因為房屋土地都是私人的，一般富裕的人必然有土地，老百姓造房隨心所欲。我們經常能看到在類似上海南京路的市中心，有一些不倫不類的房子，又舊又矮、與周圍建築很不協調，甚至其間還會出現一塊荒地，房產開發商和政府卻無能力動遷，因為市內一套普通的三房一廳不是二百萬人民幣，而是一千萬。最使大陸同胞看不懂的是，台灣政府、部、廳、局的辦公樓又矮又小，這在大陸是不可想象的。我走了三十多個國家，看到幾乎所有的資本主義政府的辦公樓，都比不上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有氣派。同樣資本主義國家的大都市的規劃、改造、動遷，也遠比不上我們徹底。這種反差說明什麼？我們“為人民服務”的公僕們造豪華辦公樓從來不需要老百姓點頭，他們卻不同，必須由納稅人通過。每當看到這些，我們旅游團中的公務員干部總是顯得很自傲，感覺中國真的強盛起來了。

到台灣一定要參觀台北故宮。1933年，故宮大部分文物隨國民政府南遷到南京，當時，國民政府曾公開表示，一旦時局穩定，文物將運回北京，但是隨著國民黨軍隊在戰場的潰敗，蔣介石將南京文物的精品運到了台灣，從此一宮文物分兩岸。台北故宮於1965年落成，為紀念孫中山先生百年誕辰，因此又稱為中山博物院。故宮青銅器有五千多件，光西周時期的就有300多件，其中一半刻有銘文，屬傳世珍品。最有名的是西周三寶，其中的“毛公鼎”是古代煮肉的鍋子，腹內鑄有三行497個字的銘文，十分罕見，至今仍是西周青銅器銘文數目之冠。瓷器中精品更多，宋瓷中的汝窯，清瓷中的古月軒，90%都在台灣，這也是台北故宮最值得誇耀的收藏之一。著名的清代康雍乾三朝琺琅彩瓷器絕大多數都藏在台北故宮。書畫方面，“三希”中兩希在北京，另一希王羲之的《快雪時晴貼》則在台北故宮。故宮藏品約六十五萬件，但因展覽場地太小，每次僅能展出1700多件，如果按三個月換一次展品且不重樣，大約可供展100年，據說其余都藏在後山挖空的地下密室裡。我們還參觀了故宮博物院左側的“至善園”，占地約七千平米，是宋明風格的庭園。園內的八大勝景，洗筆池、松風閣、蘭亭、流觞曲水、籠鵝、碧橋西水榭、華表招鶴及柳岸聽莺等，將中國江南的園林之美表現得淋漓盡致。

晚上，導游帶我們逛夜市。台北夜市小吃非常有名，其規模之大、品種之多，真是叫絕。不同的地段有不同的消費群，遼寧街夜市從下午一直營業到凌晨；師大路夜市，消費者多為學生，主要小吃有花枝炒面、丁香豆花、鼎邊锉等；華西街是國際級觀光夜市，到處是中外游客，有小吃名產大鼎肉羹、鳝魚面、北海鱿魚羹、燒酒蝦等；饒河街夜市攤位整齊、琳琅滿目，有牛雜面、蝦仔面線、生炒花枝等。大陸吃客大都比較能吃，特別是公務員和商人吃遍了中國大陸各派菜肴，一年不知要吃掉多少億，但在台北市小吃面前卻嘗得嘴饞，都不想回旅館了。以後每到一地我們都叫導游領我們去品嘗台灣小吃，很多在大陸已經消失的民間小吃，在台灣都還能找到，基本都保持了民族傳統風味。

阿裡山·日月潭

我們乘車從埔裡到阿裡山，阿裡山是著名的森林游樂區，以登山鐵路、森林、雲海、日出、晚霞“五奇”馳名。阿裡山鐵路全長71.4千米，是一條舉世聞名的高山鐵路，全程由海拔30米上升至2216米，沿途經過熱帶、暖帶、溫帶三種林相。全世界只有三條這麼高的鐵路，其余兩條在印度大吉林、秘魯安蒂斯山脈。阿裡山神木為紅桧，有的樹齡已逾3000年，樹高有50米，我們十幾個人都抱不了，因遭雷擊大都已成枯木，但仍是阿裡山一道重要的風景線。據說當年阿裡山有十萬棵神木，日本人當初不惜巨資建造這條高山鐵路的目的，就是為了盜取神木。日本戰敗撤走後，阿裡山上的神木僅剩不到一百棵。世界上最好的高山茶也產在阿裡山，最高級的茶每公斤價值二百五十萬台幣，當地茶農富裕到用私家的奔馳、寶馬等名車來運輸茶葉。游覽阿裡山我想起一句歌詞“阿裡山的姑娘美如畫啊！”應該改成“阿裡山的姑娘壯如山啊！”——因為在阿裡山看到的姑娘實在壯得驚人。

在日月潭，導游指給我們看蔣介石的舊居，原址上蓋了一個全台灣最高級的六星級賓館“涵碧樓”。她告訴我們，全台灣風水最好的地方在日月潭，而這裡又是日月潭最好的風水地。導游風趣的說：如今大陸游客到台灣“游蔣熱”，台獨政客卻“剿蔣忙”，台灣人紛紛拆除取消這些高度黨國體制色彩、不符合民主時代潮流的封建產物，他們正忙於把蔣介石從神壇上請下來。日月潭處於群山環抱的谷底，是終年水源充沛的天然淡水湖，由大小兩個湖泊組成，分別為“日潭”和“月潭”。面積沒有西湖大，但它的風景比西湖美，水質也比西湖清。四周群山環繞，地上、空中沒有一點工業污染，在湖區周邊看不到一幢高樓與現代化建築，保持了自然風景區的淳樸格調。日月潭中有個光華島，島上居住著世界上最少的種族——邵族，現存的混血邵族只有500人左右，純粹的邵族人目前只剩283人。為了保護邵族不被同化消失，政府制定了獎勵生育的政策，生一個邵族小孩補貼六萬、兩個十萬。在邵族居民展覽廳，我們發現不少蔣介石宋美齡與邵族人的合影。講解員說，老蔣喜歡水，每天又要練氣功，所以他和夫人宋美齡一年中有一半時間住在日月潭。他們也是邵族的常客和鄰居，互相非常友好，連宋美齡在美國都治不好的皮膚病，邵族人用土方草藥替她治好了。邵族人純樸好客，喜歡跳舞喝酒。游客中不少俊男拼命獻殷情，邵族女子卻一點不動情，看來這個政策使她們的身份變得優越高貴起來。

當地政府為了保護好日月潭的環境與文化，禁止湖中游泳、絕不允許湖區周圍有污染的廠或有關的服務性企業設立，甚至連餐飲的飯館、酒店也在禁止之列。游區管理部限制捕魚和游覽，只發了少量游覽船的牌照。日月潭有二十多種魚，數量巨大，但政府只允許一百多個人有捕魚牌照，他們平時住山上，捕魚季節才允許到日月潭捕魚。沿湖邊築了一百間捕魚小屋，每一間都很漂亮，但造型卻各不相同。從老蔣舊居看對面幾個山坡的外型，像一條青龍在嬉水，當地人說：日月是天象，山坡上豎立一座寶塔，像一把寶劍插在龍脈上，仿佛保佑蔣氏家族。但由於建塔時考慮不周，建成了一百米，而不是傳統帝王的九十九點九米，所以蔣氏家族不幸，蔣介石三個孫子都死得早，蔣氏家族中幾乎沒有人接蔣氏父子的班。

中橫公路

我們驅車去太魯閣公園，沿途要經過中橫公路。中橫公路，也叫東西橫貫公路，全長190多公裡，山路的一邊是高山，另一邊就是一望無際的太平洋。我們的汽車沿著懸崖絕壁行駛，嚇得一些女同胞都不敢看窗外，紛紛換到裡面的座位。由於有的路面狹窄，一路上司機不得不多次倒車讓對面過來的車先行，倒車時後車輪外擋邊就是懸崖，我們坐在車上真是提心吊膽極了。每次驚險倒車過去，我們都跟著導游拍手，稱贊司機大哥的高超技術。聽說沒有十年以上的駕齡，是不敢開這段鬼門關似的公路的。接下來的一段公路兩旁都是二千米的高山，雙峰夾道，山上是堅硬的大理石，車在峽谷裡穿行，真擔心山上的浮石會隨時掉下來，因為前天還從電視裡看到這條公路發生泥石流。

這條橫貫台灣中部的公路，是蔣經國當年提出並親自督導的。他當時是行政院退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副主任，他認為這是橫貫台灣東西兩岸的重要交通樞紐，將為台灣的國防、交通、經濟起巨大作用，同時也可以為安置幾萬退役榮軍老兵找到出路。當時連美英等西方築路大國都搖頭，認為台灣沒有能力修築這麼一條橫穿山林的公路。這段今天看起來都是十分艱巨的工程，是四十多年前的台灣老兵們用最原始的工具——刀、斧、炸藥，一米又一米地手工開掘進去的。四年的建設死亡200多人，傷者上千，可以說每米山路都是用血汗凝結而成的，一路上都有死難紀念碑。導游帶我們下車步行一段最壯觀的公路，公路穿越在巧奪天工的大理石山洞裡，向右邊抬頭望，高山入雲，山谷中咆哮如雷的泥漿從山上直沖而下，而左邊峭壁上至今還可以看到當年刀鑿斧劈的痕跡，見證著老兵們流過的血與汗。在碧綠大坍方，那個叫“愚公峭壁”的地方是蔣經國命名的，為了讓後人永遠紀念修路的榮民們。這段工程就是現在看來也非常艱難，石隙錯綜復雜，有三個斷層，修建時不斷崩塌，經常造成重大傷亡事故，最後在多名專家重新勘測修改設計方案後才解決問題。當時有一句豪邁的口號，“不管傷亡多少，一定要打通它”。整個公路的勘查與修築期間，蔣經國多次親自翻山越嶺、與大家一起工作。在途中的展覽處，我們看到許多感人的圖片，有蔣經國視察工地的情況、榮民們艱苦的工作場景。所以當時公路局長兼總工程師林則彬寫下一行字：“我可以斷然說：沒有蔣經國先生，就沒有東西橫貫公路。”說心裡話，我走了三十多個國家，還是很少看到這樣人定勝天、雄偉壯觀的公路。

以大理石巖景觀而聞名的太魯閣公園被稱為“中國最美的十大峽谷”之一，整個太魯閣峽谷沿線美景不絕，總面積達二十七萬公頃，是現今太魯閣公園的三倍。東起太魯閣，北達雪山、南湖大山，西迄小雪山、梅峰、能高山、木瓜溪，現已被指定為國立公園。太魯閣至天祥山的峽谷路段，也是景色絕佳處。許多游客皆在此享受露天溫泉浴，充滿了野趣。除了天祥外，團中身強力壯的人紛紛要求走一段山徑，我想起班頓·馬凱一句話：“山徑，是讓人們用腳去走，是讓人們用眼去看，是讓人們用心去體會”。如果說台灣的大多數風景沒有大陸大氣，那麼太魯閣絕對除外。

蔣經國

在這裡我不得不不厭其煩地敘述蔣經國其人，這對想了解今日台灣變化的人是大有幫助的。自台灣八十年代過來的人無不稱贊蔣經國是一個傳奇人物。在蔣介石早年跟隨孫中山“聯俄聯共”北伐時，十五歲就激進革命的蔣經國在吳稚晖辦的“海外補習學校”學俄語，通過邵力子介紹認識中共領袖李大钊和許多蘇聯人。1925年他就去了莫斯科中山大學讀書，曾加入過中國與蘇共的共產主義青年團。在中大，王明、鄧小平等許多共產黨早期領導人都是蔣經國同校同學，他是中國最早的一批馬列精英。蔣經國是中大的寵兒，校長拉狄克長蔣介石二歲，是蔣經國的父親角色，而另一位蘇共重要領袖托洛斯基也器重這個中國領導人的兒子，蔣經國也成了忠誠的托派人物，連斯大林也曾單獨接見過他。當時，蘇聯領導人都視蔣介石的兒子為中國革命運動未來的領導人，因為蔣介石那時已牢固掌握了中國軍權，是國民軍總司令，還沒有與蘇聯翻臉。托洛斯基被斯大林逼出國門之後，所有托派都遭了殃。王明等人誣陷蔣經國，把他打成托派分子，送往西伯利亞改造。蔣經國在蘇聯前後十二年，當過電器廠學徒、下放當過農民、發配到西伯利亞當過煤礦工。蘇聯內政部一直對他嚴密監視，並威逼他幾次寫下譴責父親蔣介石的公開信。從“人質生活”開始，他對蘇維埃政權的性質有了比較清晰的認識。斯大林一直把蔣經國當籌碼，多次拒絕蔣經國回國，以此來牽制蔣介石。他甚至把蔣經國從西伯利亞調回莫斯科，放在自己身邊作為棋子隨時用來跟蔣介石談條件。一場西安事變既轉變了共產黨的命運，也轉變了蔣經國的命運。蔣介石答應第二次國共合作，作為回報，斯大林放蔣經國回國，由當時第三國際中共代表康生護送回家。1937年，在蘇共接受了十二年共產主義教育的尼古拉（蔣經國俄文名），結束了人質的噩夢生活，帶著俄羅斯妻子芳娜和兒子回來了。蔣介石對這個唯一的親骨肉兒子及帶回的混血孫子充滿喜悅，寬容了他的不忠，但要他先回寧波老家面壁反省、孝敬母親，並洗清滿是共產主義的腦子。

1939年蔣介石開始任命他去江西當專員整頓改造那裡的局面。33歲的蔣經國穿著草鞋、長衫活躍在江西基層，生活起居跟老百姓一樣。他一心以三青團江西支部作為團中央，召集精英在身邊打造國民黨的組織樣板模范。當時小蔣對手下青年團講了一句有名的話：“做官莫進來，發財請出去”。上司熊式輝向老蔣匯報小蔣成績突出，樹立了“贛南模范”，肅清了江西的煙、賭、娼、匪，但作風仍舊保持蘇共一套。1946年，蔣經國又受父親重托來上海打老虎，當時馬克思主義的訓練依然影響他的思想，他經常以“大資產階級”來稱呼孔祥熙、宋子文這些宋家姻親，並與他們格格不入。老蔣周圍國民黨元老對蔣經國留蘇背景也頗為猜忌。蔣經國打老虎的結果是，把蔣介石老友、上海灘老大杜月笙的兒子抓了起來，並繳罰了杜維屏大筆款給政府，杜一怒之下遷移香港，還揭了宋家老底；蔣經國又把老舅宋子文公司封查了；還把姨父孔家搞得狼狽不堪，罰孔令侃600萬美元。那時上海人民拍手稱快，蔣經國一度陶醉在贛南經驗中。結果後母宋美齡的出面給他潑了一盆冷水，宋迫使老蔣叫兒子收手。蔣經國被迫屈服，含淚離開上海。走時他發表一紙聲明，向上海市民道歉。1949年國民黨撤離大陸時，失望的蔣經國一度想到把妻兒送去英美，但是他沒有錢供養他們，又不肯接受宋家的資助。他是個孝子，自然在這關鍵時刻也不忍心離開父親。

中華民國及國民黨創建人孫中山的遺言三步走是“軍政、訓政、憲政”。作為繼承人的蔣介石完成了軍政，北伐、統一了中國，他的訓政內容是“剿匪、抗日和戡亂行憲”，嚴格講是失敗的，中國人無法忍受國民黨一黨執政的腐敗和戰亂局面。1949年蔣介石帶了200萬軍民撤退到台灣，使台灣人口一下子暴增30%，從600萬到800萬。美國當時預測會出大亂。訓政後期的蔣介石開始退居幕後，支持兒子認真推行改革。國民黨內部也痛定思痛，不斷反思自己的錯誤。由於大權移交到蔣經國手中，國民黨老朽的元老紛紛移居海外和退出政界，為蔣經國推行改革掃清了政治上的障礙。有共產意識的蔣經國首先迅速、果斷地推動台灣省長陳誠主持的土地改革，有效推行孫中山未完成的“耕者有其田”的政策。當時台灣可耕地面積的21%屬於日本人所有，日本投降後國民政府沒收過來，出售給貧農。台灣的地主多數是親日派，土地改革強制地主大幅降租，它的成功立即產生重大的政治、經濟及社會效應。此後七年土地改革的其它項目紛紛出台，如：舊地主釋出土地，拿回政府給的公債及政府接收日產成立的公營事業的國有股票，終於演化成為新的資本家階級，政治穩定也緊緊聯系到他們的重大經濟利益，從此台灣農民成為支持國民黨的重要基礎。

蔣經國在台灣的權力日增，但他不改親民作風，一直利用星期天下鄉的機會與普通百姓保持接觸。從1950年起直到1978年出任總統，他的足跡踏遍全台灣320個鄉鎮，台灣幾乎沒有他不曾到過的地方。他經常不經預告就到普通人家訪問，甚至到當地的普通小館子隨便吃點午飯，也因此在民間交了不少朋友。花蓮小飲食店的老板戴榮光說，“他伸手來與我握手，我這個手濕濕的，他不忌諱，說沒關系，……”台中美芳芋頭冰店老板娘說，“他每次來穿著都很隨意，除非是帶外賓來才穿西裝，有時穿著非常舊的茄克，尤其那鞋子，鞋底都穿到只有薄薄一層了，像是該被丟了的那樣。”有時他還自備乾糧下鄉，或者偶爾不帶侍衛，自己開車到處走。一個夏天，蔣經國來到偏遠的六龜育幼院，一個遭父母遺棄失去了雙臂的小女孩對他說：“我沒有手。”蔣經國抱起她，“沒有關系，你還有腳”。就這樣，蔣經國陸續來了六次看望這個小女孩，在她國小畢業的時候還寫信給她，這個小女孩就是後來成為口足畫家的楊恩典。凡是接觸過他的人幾乎都有類似的描述，很驚訝蔣經國居家簡樸，毫無大官氣派。他身著長衫，親自端菜招待客人，孩子們滿屋子亂跑。有時他還帶著家人到電影院趕場，和一般人一樣排隊買票。他每天六點半起床，一直工作到半夜。台灣人公認：蔣經國絲毫沒有國民黨大官身上常見的那種谄媚逢迎，反而具有一股發自內心的精神力量，追根尋底、忠勤任事。

孤立·騰飛

1953年蔣經國在台灣推行義務教育制政策。政府從大陸帶來的大量精英知識分子身上看到，自己最大的資源應是人力資源，所以開始長期精心培養人才。擴招大學生，鼓勵出國留學、辦各類機動性的技術專科職業學校，大力栽培高技術人員，為成為歐、美、日輕工業加工基地蓄聚人力資源。台灣經濟起飛之際，投入教育經費高達GDP的12%-22%，而那時大陸連2%都沒有。台灣經濟擴張了十倍，農村越來越富裕，中產階級在受到良好教育後快速成長。在農業上，台灣政府制定以農業養工業，再反過來以工業促進農業的政策。台灣的農業改革很成功，農民技術一流，農產品、水果和茶葉品種優良。他們開始走出國門，去非洲亞洲傳授技術，幫助第三世界貧困地區，台灣的農技團（農耕團）以此聞名世界。

蔣經國本人曾幾次訪問美國，看到美國式的管理不是依靠從上而下的教育和指令，而是法制文化中契約的精神。在這種遵守公共約定的自覺中，人人追求創新力爭上游。這種現象對一向習慣於蘇聯式思辨的蔣經國而言，真是耳目一新，觸動很大。而最具說服力的仍然是台灣發展的事實本身。在美國受教育的大批知識精英，在蔣經國召喚下開始紛紛回台灣發揮作用。他們根據所學的專業，結合台灣的情況所制定的發展方案，確實行之有效。像蔣彥士（農業部長）、孫運璇（經濟部長）、李煥（黨部主任）等官員構成台灣第二代技術幕僚，他們是幫蔣經國完成十大建設與創造台灣經濟奇跡的重要助手。而第三代歸台精英中，當時有不少是外省難童身份或與其父輩一同逃到台灣的國民黨官員子女，他們在台灣讀完中學、大學再送去美國留學。像耶魯大學博士錢復、芝加哥大學博士連戰、柏克萊大學博士宋楚瑜、哈佛大學博士馬英九，還有蔣經國的兩個雙胞胎子女孝嚴、孝慈等等。而蔣經國也廣開言路、不具一格降人才，打破父親和國民黨老套做法，不分黨派、籍別（本土和外省）、階層，起用一切對台灣發展有貢獻的精英派人才，如康奈爾大學博士、農業專家李登輝等本土人。所以他的班子幾乎清一色是各類經濟建設、財貿管理專家。當時台灣完全是財經組閣，社會上流傳一句話，“不懂財經，不當官”。那時蔣經國發起全台灣人參加家庭工業化，搞各種外貿加工業，並引進海外技術、人才、資金，搞各種科學園區、高新科技園區、外貿加工園區。

從韓戰以後到1970年歲尾，台灣多數人不太關心世界局勢，他們只顧過快樂日子，生產加工廠一片繁忙，台灣島呈現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特別要指出的是五十年代朝鮮戰爭與六十年代的越南戰爭都幫了台灣的大忙，台灣成了美國龐大軍事物資的生產供應基地，又得到美國巨額軍援經費，工農業得到快速發展。七十年代，台灣工業逐步轉向制造高科技產品。蔣經國看到台灣腹地小、土地窄、資源貧乏，制定以經貿起家的政策，發布五個獎勵投資法律條例，五年免稅出口代替進口，吸引海外僑胞回台灣投資，讓美國日本投資來台灣搞加工業，大量引進他們的技術，台灣出口加工業突飛猛進。

1972年，台灣擔心的事終於發生了。尼克松訪華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上開始轉向承認北京政權，台灣被迫退出聯合國。英國、日本等國相繼與台灣斷交，台灣外交危機四伏。加上當時世界能源危機，石油危機嚴重影響台灣發展，台灣面臨了雙重危機。這時蔣經國推行的十大經濟建設已經進行了一半，蔣經國用“今天不做，明天就會後悔！”這名名言，激勵台灣人排除萬難。十大建設是在財政窘困的情況下起步的，包括興建東岸鐵路、南北高速公路、桃園國際機場、新港口、鐵路電氣化工程和石化、鋼鐵、造船大型企業等等，成本預算高達800多億，而當時台灣的外匯儲蓄也只有十多億美金，島內外反對聲不絕。台灣人懷疑、退縮、懼怕，有錢人紛紛撤離台灣，移居海外。民間投資也減少了，政府就把外銷貸款利率降低，降低出口成本，使出口增加；利用擴大公共建設支出，全面翻修台灣的經濟體制。

蔣經國這句名言給每個台灣人帶來福音，歷史證明他是正確的。台灣抓住了時代機遇，經濟在低潮後馬上爬起來，領先全世界復蘇，連續十年恢復到10%的增長率。高速公路、核能發電、鐵路電氣化在日後發揮了極大的功能。蔣經國所推動的十大建設，為台灣的“經濟起飛”奠定了基礎規模。1981年，十大建設完工。1985年，台灣出口列全球11位，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蔣經國領導的時代（特別後期）是台灣歷史上的黃金歲月，走過那一段路的台灣老百姓都清楚記得：自己是如何買下第一套漂亮公寓和汽車的？又是如何創辦第一家公司的？再是如何接到第一張海外訂單或走上第一趟海外之旅的……

解禁·改制

1949年以前，蔣經國在許多中外人士心目中，已經享有清廉、果斷、親切、務實、不擺架子、精力旺盛的口碑。更重要的是，大家公認他是真正關切老百姓福祉的官員。他的政敵認為他太理想化、天真、左傾，可是幾乎人人（包括共產黨私底下也承認）都認為他關心國計民生。但是1950年之後至70年代末，他卻被視為“白色恐怖”的執行者。

1949年，蔣介石帶著國民黨軍隊逃到台灣，逐步控制了台灣的一切。1950年至1965年是台灣經濟困難期，反攻大陸是老蔣的最高目標，薄弱的政府財政在很長時期內幾乎有50%必須用於戰備、教育，巨大的利益矛盾沖擊了原住民。在蔣介石接管台灣省之前，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起初使用高壓政策，鎮壓反日義士，後來推行同化政策，遷來大批日本移民，實施皇民化運動。盡管台灣民間抗日浪潮五十年沒停止過，但日本人在台灣也做了不少有利台灣發展的事，搞了不少基礎建設，如農業、制糖工業，公路、鐵路、港口等交通設施；民生方面，在台灣推行義務教育、改善醫療衛生、搞自來水工程、建立金融制度等等。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為推行大東亞共榮圈美夢，把台灣也作為重要後方供應基地，此時皇民化更嚴重，甚至在台灣全面推行日語教育。台灣本土籍許多精英人才從小接受日式教育，長時期的殖民地教育培養了不少親日的台灣知識分子，像蔣經國的接班人李登輝就是典型。日本統治台灣近五十年是太平年代，社會穩定，老百姓日子尚過得去。日本投降，台灣省被蔣介石接管時，中國還在內戰中，全國城鄉都處於民不聊生的境地。台灣人雖然愛國，但感覺在國民黨統治下，生活卻比日本人統治時還差。1947年，台灣爆發了反對國民黨的“二·二八起義”，台灣本土人與外省籍的大陸同胞血刃相見，大批台灣本土籍義士被國民黨血腥鎮壓，死了二萬多人，其中包括許多本土籍台灣知識精英人士。國民黨借此建立起穩固的政權。“二·二八”表明國民黨接管台灣新政的失敗、失德。國民黨解決不了族群、本土與外籍的矛盾，消除不了台灣民粹精神，台灣本土人也產生了一種被欺騙的感覺。為了安撫台灣人，蔣經國一到台灣，首先逮捕了鎮壓“二·二八”的原台灣省主席陳儀，以陰謀勾結共產黨的罪名槍決，以此來平息台灣的民怨。但未站穩腳跟的國民黨對台灣繼續采取白色恐怖政策，台灣人民處在蔣家父子的獨裁專制的訓政期下，胡適為此在美國支持台灣的《自由中國》抨擊蔣氏獨裁專制政策，要求釋放主編雷震。

二十世紀70年代末，黨外勢力在台灣崛起，老兵上街抗議要回大陸探親，政治精英為民主捨身坐牢，讓蔣經國開始覺悟和反思。1979年夏，黨外人士黃信介等人在台北創辦《美麗島》雜志，批評時政，主張“讓民主永遠成為我們的政治制度”。12月10日，《美麗島》雜志社以紀念“世界人權日”為由，在高雄組織2萬多人集會，並在晚上舉行游行，要求國民黨當局“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國民黨當局則出動大批軍警進行鎮壓，導致流血沖突，有近200人受傷。“美麗島事件”發生後，152名黨外人士以“涉嫌叛亂罪”被抓扣，《美麗島》雜志被查封。也就在這個時候，蔣經國認識到光給台灣人帶來富裕是不夠的，吃飽肚子的台灣人現在要的是民主不是錢，美麗島事件就是例證。此時的蔣經國顯然明白了，過去在大陸，人民上街反對國民黨，是因為他們餓肚子；而今天在台灣，人民上街反對國民黨是因為他們夠溫飽了，也夠聰明了，他們所掌握的財富與知識的資源越來越與政府等量齊觀，因此他們要求自己決定自己的事，政黨不再是他們的主人，而不過是他們利益的代理人。那時，國民黨內強硬派想再次強硬壓制，主張對施明德等人中一兩個處以死刑以示懲罰。蔣經國當時問台灣清華大學教授沈君山該怎麼處置，沈勸告，“最好不要判死刑，我們終究要在這片土地上長期地生活下去的，血流下去了，就收不回來了。”在國際輿論壓力下，蔣經國沒有把任何人送上刑場，這也是他最後一次以軍法伺候異議人士，施明德被判無期徒刑。蔣經國曾對屬下感歎說：“權柄，很容易去用它。難的是，什麼時候不去用它。三十八年的‘戒嚴令’，是國民黨的惡名與黑包袱，一定要想法解除與開放，否則永不安寧。”1981年，台灣人在經濟上讓全世界看到奇跡，政治上讓全世界也看到了台灣人三民主義理想的實現。當時蔣經國認真聽取社會人士的忠言，意識到一黨專政不是最好的境界，只是過渡到憲政的暫時訓政階段，最後的理想還是還政於民，實現憲政。他下決心開黨禁、言禁，他對英文秘書馬英九說“解禁應該越來越寬，不能換湯不換藥。我知道自己是獨裁者，但我會以專制手段來結束專制制度。”事後他用強硬手段要國民黨把民主與自由逐步還給台灣人民。

1986年，李光耀拜訪蔣經國時私下長談，蔣告知李決心改造台灣政治體制的計劃，用“逐步推進”來完成政治改革計劃。1986年9月28日，135個反對派領導人在台北市園山大飯店集會，成立反政府的民主進步黨。國民黨政軍要員迅速報告蔣經國要求堅決采取措施，警備總部向他提交抓捕名單。生病的蔣經國坐在輪椅上接待他們說：“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國民黨過去太驕傲、太自負，抓人解決不了問題——政府應該避免沖突，保持鎮定。”在中常會上，蔣經國壓制和安置了許多年邁的死硬派，這些人對著他大聲直斥：“叛國！叛徒！”並向宋楚瑜抱怨：“經國太軟弱了，他應該像他父親一樣，把這些反對黨人士丟到海裡去。”軍統藍衣社的“鐵血愛國會”舉行集會，以血書要求蔣經國逮捕叛亂分子，蔣經國再次壓制了激進派。已經下不了床離不開輪椅的他，指派中常委研制“政治革新”方案，他向國民黨秘書長李煥表達三點意見：第一，國民黨需要徹底改造才能在完全公開的政治制度裡競爭。他說：“如果我們不重振國民黨活力，人民會拋棄黨——甚至黨員都會流失。”第二，推動“全面政治民主”，取消“戒嚴”、允許民眾自由組黨、“國會”全面改選、解除“報禁”。第三，兩岸統一。他說：“我們必須采取主動，踏上統一之路。兩岸若不統一，台灣恐怕將越來越難獨立存在。”

蔣經國的一生充分說明“獨裁者也會起變化”，他是屬於明智、越來越開明的領導人，正是其父蔣介石的教訓帶給他深刻的反思與進步。

1984年蔣經國考慮接班人。蔣氏父子在台灣一手提拔的要員，第一代有林洋港、俞國華、李煥、郝柏村、孫運璇、謝東闵、沈昌煥、倪文亞，中生代有宋楚瑜、連戰、陳履安等，這些人都有實力。但在蔣經國眼中最適合成為接班人的卻是當時任副總統的謝東闵、行政院副院長林洋港和台灣省主席李登輝。結果蔣經國選了李。原因有三，第一蔣經國要借李登輝本土人的身份來處理台灣政治本土化時可能發生的族群間和諧問題；第二是李登輝的國際觀，畢業於美國康乃爾大學，博士學位，自己本人是農業經濟專家，魁梧高大的身形頗具領導人應有的風度；第三蔣經國認為學者氣質濃厚的李登輝做事認真，不做生意，沒有利益關系，對權位不忮不求，一向保持平常心，是個基督徒。蔣經國在台灣推行的“吹台青”政策，培養了大批像李登輝這樣的本土化精英，他在晚年看清台灣“本土化”的必由之路。所以一次次約見李登輝，把自己的抱負、理想，以及對中華民國新紀元的展望，一遍又一遍詳細地敘說給他聽；並表示只有加強台灣的本土化國民黨才能生存。後來李登輝執政十二年，強力推行國民黨本土化，並對台灣民主化起到了關鍵作用，尤其是總統直選。根據孫中山的《建國大綱》規定訓政期為六年（1935年完成），但是直到1987年7月14日，蔣經國看到條件成熟宣布解除持續了38年的“戒嚴令”，台灣才真正告別訓政期。蔣經國終於幫父親完成了國父孫中山的遺願進入憲政期。在中國歷史上，對袁世凱、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鄧小平、蔣經國來說，中國社會的專制化背景，使他們都強烈的感受到暴政的困境，但他們之間在專制化程度上存在明顯的強弱差別，這種差別就是封閉的專制化社會向開放的自由化社會的演變過程。在這方面做得比較出色的是鄧小平，而最徹底的是蔣經國。

1988年是台灣豐收年，那時台灣幾乎家家開廠，戶戶開店，人人有錢，平均每4人就有1輛轎車，一片繁榮。不僅政治革新有進展，鼓勵投資高科技產業的政策也得到亮麗的成績。台灣成為世界第十大制造業產品出口地，外匯人均持有的數值高居世界第一，失業率2%，人均收入從72年的486美元躍升到5917美金。在台東時，在我的極力鼓動下，我們順路參觀了綠島，這裡有聞名世界的三大火燒巖溫泉（朝日溫泉）。每天清晨躺在海邊溫泉裡看太平洋的日出，是人生一件愉快的事。綠島還有全台灣最小的機場，小飛機一次只能乘十八人。說心裡話我想去綠島是有個心結想解開：我知道台灣早期的民主運動領袖，幾乎都被蔣家父子關在綠島，有些人被迫害至死，如今還活著的施明德、呂秀蓮等人都曾在綠島度過長期政治犯的生涯。我在文革期間也坐過十三年的監獄，自然想看看台灣的政治犯的生存環境。綠島環境非常好，四面青山圍繞，沒有一點污染，外部環境比我曾蹲過的上海市監獄、第一看守所及白茅嶺勞改農場的條件要好得多，但內部環境也很差，牢房簡陋狹小，衛生設施也差。從本質上說，世界上的獨裁者都是一個德性，對政治犯的洗腦用足卑鄙手段。現在台灣民進黨所有創始領導人，幾乎都是美麗島事件判重刑的當事人和辯護律師團人員。民進黨政府非常不客氣地揭露國民黨獨裁年代的罪行，控訴了早期蔣介石的白色恐怖統治，展示的圖片數據都表明台灣人民今天爭取到民主自由的不易。綠島是台灣民主運動的一部血淚史。團內大多數人看了感到掃興，說“上當”， “什麼東西不好參觀，非要來看監獄，晦氣！”而我激動得很，拍了許多有價值的照片，收集到不少資料。

老兵·探親

在旅途中，我想起去年我從香港乘“麗星”號游輪去海外旅游，船上曾與一群台胞同團一起生活了一段日子。日夜相處後了解後，他們知道我是個獨立思考的大陸商人，也就無話不談。這些同船的台胞不少是退休的老兵、及台商和退休的精英派大學教師，談起歷史都有一段辛酸史。

他們告訴我四海一家的“眷村”的故事。它是蔣夫人宋美齡為安置被蔣總統帶到台灣的近46萬國民黨軍警部隊家屬發起建造的，當時全台灣共造有879個眷村，有近十萬戶家庭居住。“眷村”靠竹籬笆圈起來，裡面居住著來自大陸各地方人，唯獨每個家庭沒有爺爺奶奶、叔叔姑姑。台灣本土人稱眷村人為“外省人”，罵他們是“外來豬”。當時外省人都跟子女說：“居住眷村是暫時的，就當住旅館，蔣總統答應會帶我們回家的”。他們教育孩子，在台灣我們“上無片瓦、下無寸地，唯有努力讀書這條路”。不少眷村子弟就是靠當時蔣經國教育救國的政策，通過讀書上大學出國留學。一個老兵說，自己有四個孩子，其中三個出國留學沒有回家，只有老三在身邊。現在老大在美國，老二在加拿大，老四在新加坡。我問：為什麼這麼多精英都離台灣而去？他說：“只有眷村的歷史原因，當老蔣逝世這一刻，外籍台灣人一下子明白過來，所謂反攻大陸是夢想，我們回不去，只有落地為根了，只求共產黨不要解放台灣”。特別是老兵們去大陸探親後：他們才真正醒悟“台灣才是我的家，可是不安全，能移民出台灣或讓留學在外的子女不回台才更安全”。

台灣老兵幾乎都是二十多歲離開家鄉，如今巳是白發蒼蒼，思鄉之情可想而知。老兵說：蔣總統曾許諾他們，“我把你們帶出來，就一定會榮耀地把你們帶回大陸去”。1975年老蔣逝世這天，全台灣哭得最傷心是老兵，像死了自己父母，回大陸的夢想破滅了。誰料到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給老兵們帶來了機遇。1986年開始有少數老兵回鄉，情景令人難以忘懷。

1948年的大陸內戰烽火連天，老百姓窮得連飯都吃不飽，當時只要有飯吃，拿了一點安家費，就賣命當兵去了。當年父母弟妹拉著老兵的手痛哭流涕，撕心裂肺的哭聲至今不絕於耳，“兒啊，活著回家，爹娘等著你”，“哥哥，不要走，我們餓死也要死在一起。”想起這些情景，至今仍還使人心碎落淚，四十多年來的思鄉之情一直刻骨銘心。老兵回大陸時，台灣已是亞洲四小龍之一，富裕程度已不亞於香港。而大陸卻是連年不斷的政治運動剛結束，改革開放才開始，窮山溝面貌依舊。踏上大陸的老兵一路上就止不著自己的眼淚，回到家鄉，有些老兵是跪著進村的，當跪在病床前看到憋著一口氣等兒子回家給自己送葬的父母時，哭得昏了過去。自己的弟妹、侄子侄女，穿著破舊的衣服排隊給他磕頭，老兵們發紅包的雙手不住地顫抖，老淚縱橫。看到親友們住的還是殘壁破屋，用的仍是破舊不堪的家具，吃的是雜糧，穿的是破舊衣裳，就止不住流淚，直歎氣：“一個窮字，想不到還是這麼窮啊。”

老兵們白天忙著接客，晚上關起門聽親人們訴苦，良心受到一次次震撼與鞭打。親人們訴說，從1949年他離開大陸去台灣，家裡就成了“蔣匪”家屬，親人們戴上了“四類分子”、“逃台家屬”、“蔣匪特務”、“叛徒”等一頂又一頂的反革命帽子。從鎮壓反革命、反右派、到文化大革命，一次又一次政治運動的厄運不停降臨在他們親人的頭上，有的親人被鎮壓了，有的送去勞改了，有的甚至被逼自殺了。“逃台家屬”的帽子還讓親人們受到了各種歧視，侄子不得參軍；外甥進不了社辦工廠；外甥女因出身不好考不上大學……親友們對遭遇的控訴，讓老兵們感到十分內疚，心如刀絞，悔恨中有種負罪感，感覺確實是因為他們當“蔣匪”，親人們才受了這麼多罪，吃了這麼多苦。欠下了親人們四十多年的債，老兵們唯一的心願是用有生之年的一點積蓄來賠罪還債。“返鄉團”成了“慈善團”、“救援團”，老兵成了鄉親們眼中的“財神菩薩”、光宗耀祖的台商、台胞。有些老兵的弟媳跪著求他們把兒子帶出國去；妹妹妹夫也跪著求他們為外甥交學費上大學；大哥要求他們出錢修祖墳；姐姐要求幫助修房子，他們都一一答應了。鄉長、村長、遠親、近鄰、孩童時代的好友帶了子孫，也紛紛登門拜訪鞠躬磕頭，領走了一份又一份的紅包。有所准備的老兵們把身邊的人民幣送光，把帶進來的彩電、冰箱送光，再把帶進來的十幾個金戒指、金項鏈送光，還把身上僅有的一點台幣委托導游兌換成人民幣送光。短短幾天除了回台路費以外，全部都掏出捐給了家鄉、施捨了窮鄉親。有不少富裕的老兵還給村小學、村公所捐款修房。

“一石激起千重浪”，第一批回鄉老兵的情景在海外媒體曝光後，引起尚未回鄉老兵的驚奇和恐懼，“真想不到內地還這麼窮”。親人們像一個個無底洞，不少老兵一生的積攢一次回鄉就都花光、捐光。不但錢花光，就連身體也垮下來了。當時台灣立法院發給每個回鄉省親的老兵三萬台幣，那些仍獨身的老兵們花光了一生的積蓄，回台灣後就住進榮譽軍人院，幸好在台灣還有榮軍養老金、保障金和其它社會福利，還能保障他們以後的生活。海外的負面報導，引起了大陸政府的注意。據台胞說，後來他們再到安徽、江西、湖南、四川、福建等地，情況有了變化，當地政府對這些老兵的家屬親友落實了政策，幫助修房子，修祖墳，落實平反摘帽工作。老兵回鄉進村像迎財神一樣，敲鑼打鼓，放鞭炮，貼大紅紙。台胞家屬團聚，各級領導紛紛上門拜客。

在當年抗美援朝的中國人民志願軍中有一部分是收編的國民黨殘余部隊。台灣老兵中，就有一些是當年朝鮮戰場上被聯合國軍俘虜後拒絕回家、“叛變”去台灣的志願軍，今天他們成了富裕的台胞，榮宗耀祖地回來了。而當年少數被俘後堅持回國的志願軍卻在歷次政治運動中一半死去，留下的也是窮極潦倒。那是一個愛國沒有好下場的年代。我想起自己的父親，解放前夕全家還為父親拒絕隨同他工作單位——聯合國駐中國善後救濟總署（類似紅十字會）撤離到台灣的愛國行為拍手自豪，誰知57年，父親的愛國熱情就換來一頂歷史反革命的帽子，從此被管制二十五年，直到文革結束平反冤假錯案才重獲自由。這種愛國沒好結果“好心不得好報”的事在大陸太多了。

通商·交流

我在路上問台灣導游與司機：台灣人是否失業人很多？為什麼都喜歡去大陸投資？小洪說，台灣人都在做“大陸老板夢”，認為實現這夢很容易。台灣人還有一句話：“立足台灣、胸懷大陸、放眼世界”。台灣進大陸投資前後有三撥三種人，最早沖進大陸的大多數是在台灣混得不怎麼好的人，甚至有些與黑道有關系（大陸稱“台巴子”），他們還會“殺熟人”，騙自己台胞投資大陸的錢。第二撥是中小企業家，辦實業工廠的生意人，利用大陸廉價勞動力辦加工業，典型的成功企業就是“康師傅”、“旺旺”。第三撥是高新技術產業，包括不少台灣的精英技術人才，他們受到台灣政府很大限制，但還是通過第三國籍，源源進入大陸。這些通稱“台商”的人，素質與實力都不一樣。進大陸的商人大多數是外省人的後代，他們都有情系，本身就想回去看看與發展。那個年代台商、台胞身份是香馍馍，中國地方官員到處拍他們馬屁，招台商引資成為考核他們的政績的一個指標。中國特別是像上海這些大城市，人們崇洋媚外的思想很嚴重，這就給台商在大陸搞“貼牌加工”提供巨大商機。“台流派”都會把中國大陸說得很爛、“人治社會”，成功的人不願張揚，怕被台灣政府叮上，輸光的人更是要面子回台灣也不講。

幫我們開車的一位台灣司機也告訴我們，台商在大陸投資失敗不占少數。我問他：既然如此為何還有大批台商趨之若鹜湧向大陸？他說：關鍵是投資成本。台灣地域窄小缺資源，造成台灣人到海外投資已成習慣。但是大多數台灣人的財力不夠資格去歐美投資，歐美市場成熟規范、投資成本高。大陸投資成本卻很低，特別是人工費，差距起碼十倍。一個台灣人在大陸開同一規模的廠所冒的風險小很多，加上中國大陸對台商投資政策的支持、傾斜，大陸市場不成熟有空子可鑽等因素，所以台商蜂擁而入。另外，在台灣是一個中產階級，到大陸他就夠富商的資格；在台灣是個平民，到大陸搖身一變，能成為令大陸人羨慕的不知底細的台商。由於種種政治原因，大陸無法全面了解每個台商的底細，甚至無法追尋投資失敗的事後法律責任，所以台商在大陸投資失敗欠下債務逃跑的也不在少數。而且台商與大陸商人都熱衷於逃稅，好像也是一個娘胎生的，他們說中國稅收世界第二，不逃稅活不了，而且在大陸逃稅更容易。司機坦然告訴我們：五年前他也曾去大陸做老板夢，在廣東與人合資開廠，結果失敗，企業倒閉，欠大陸銀行債逃回了台灣。現在他都不敢去大陸，只有在台灣開車，養家糊口，混混日子。

在游程中，我與小洪談得較熟，並送了她一本我寫的自傳《風雨人生路》。小洪知道我想要了解台灣，特意介紹我認識她在台大教書的丈夫，並請了另二位台大畢業的台胞與我這個民間的思考者一起來吃飯閒談。他們都是台灣精英派知識分子，一個目前從政，另一個在大陸投資經商。我知道台大非常有名，校長傅斯年（胡適得意門生、五四運動學生領袖）成功地把台大辦成了孤島上的“北大”。他們告訴我：傅校長完全繼承了當年蔡元培、胡適等人領導的北大的傳統，保持了大學的獨立性和學術的尊嚴。他反對國民黨在台大推行黨化教育、培養接班“工具”，拒絕三民主義進學校。在他當校長時，許多不學無術的黨棍、翻雲覆雨的官僚政客想染指台大，都被他勇敢堅定地阻擋了。他倡導台大樹立起“知識的誠實”、“專求真理”的校風。提倡胡適的“獨立思考，促進學術空氣，追求一切自由精神”。他上任時曾公告：“本校學風，素稱儉樸，勸有錢有權人之子弟、習為奢侈者，不要入本校之門，除非改行自新，否則開除學籍”，所以台大為台灣培養出了大批各路傑出人物。

這些精英派說：今天的台灣人已經習慣生活在一個民主體制裡，民主體制已落實在柴米油鹽的生活中。台灣的政府大樓是開放的，門口沒有衛兵與檢查，你進出政府機關大樓，猶如進出一個購物商場，你去辦一個手續、申請一家公司、蓋幾個章，一路上通行無阻，不需要開後門，不需要托關系，不會有人為難你。他們時刻記著自己是拿納稅人錢、是必須為你服務的公務員，怠慢你則會遭投訴，隨時可能滾蛋。政府的每一個單位的年度預算，大至百億元的工程，小至計算機的台數，都公開在網上，讓市民查詢監督。如果你不放心堅持查問，可以找到民意代表，請民意代表調查某一個單位或某一筆錢及某一個人，一旦發現資金的使用和預算所列不符合，官員就會被處分和罷免。在台灣你經常會看到聽到某官員在離職後三個月內，必須搬離官邸或宿捨，撤去所有的秘書和汽車，取消所有的職務福利。你也習慣看到官員因為政策錯誤而被彈劾或鞠躬下台。你經常能讀到報紙言論版對政府的抨擊，對領導人的诘問，對違法事件的揭露和追蹤。民眾習慣表達對政治人物的取笑和諷刺。在台灣你要出國游玩或進修，是一件極其簡單的事，不需要經過政府機關單位層層批准和擔保。你要出版一本書，沒有人要做事先的審查，寫完後直接交印刷廠，一個月就可以上市。你要查詢某些信息檔案，不需要經過任何特殊關系，網絡和各級數據館包括一些政府檔案室免費為你提供方便，隨時可以使用。如果你是大學教師，你習慣於校長和系主任都是教授們選舉產生的，而不是和上級長官有什麼特殊關系——這種人反而容易落選。在台灣你不用怕警員，因為有法律保障你的權利；你需要病床或動手術，不必賄賂醫生；子女上好的學校不需要到處托人找關系。台灣人所有生活中的一切事情，都有民主體制來維護與保護。……他們這些話，我在台灣的報紙、電視新聞中，與導游洪小姐的接觸中，多多少少都親眼得到印證。

我大膽地問他們：“你們對中國當代兩位統治者怎麼看？”他們告訴我：從表面上看，在蔣介石統治中國的二十三年中，大陸沒有停止過炮聲，先是軍閥混戰、抗日戰爭、再是國共內戰，國內沒有和平安定過，國家建設也根本無法搞。而毛澤東統治中國二十七年裡，國內沒有戰爭，是太平建設年代。但從事實看，近半世紀過去了，台灣人均年收入翻了150倍，從100美金上升到1萬5千美金；大陸才1000多美金，還是因為有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一個國家戰爭年代人民死去情有可原，可是和平年代人民死去的人數遠超過戰爭年代，這是世界上任何國家都不應該發生的，人民也決不會答應的。古今中外，不發展經濟者，不想老百姓富裕者，唯有毛澤東。從這二點歷史亊實看，是容易做出判斷的。他們說：“旁觀者清”，全體海外的華僑都看得很清楚，這兩個中國獨裁者正好走了相反的道路，蔣從獨裁、專制走向腐敗、失敗，逃到台灣島開始反省、檢討，重新開明起來，放權給蔣經國，支持兒子廢除黨禁、言禁，逐步走向民主、廉政、富裕。毛則正相反。台胞們認為，經過文革式的“軍政”高峰期的磨難後，現在鄧小平提倡的改革開放可以視為新的社會背景下的“訓政”期，而大陸的“憲政”期前景依然不明朗，他們希望國父孫中山的改造中國的“三政規劃”早日在兩岸實現統一。使台胞們稱贊有加是，鄧小平的“一國兩制”政策，打開了台海堅冰，特別是圓了台胞與大陸親人的團圓夢。他們說，八九以前，台灣人和全世界許多華人都稱贊鄧小平，並寄希望他利用自己的威信帶領中國完成政治改革，實行民主化的進程。但“八九”事件以後，海外華人都擔心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會止步、倒退，甚至於走回頭路，現在看來這些都是多慮了。

我好奇地問他們：“你們喜歡台灣現在的領導人陳水扁嗎？喜歡‘台獨’嗎？害怕解放軍打台灣嗎？”他們告訴我，陳是台灣本土人，畢業於台大，律師出身，代表平民階層，屬於本土籍“革命派”。他一直利用台灣外省、本土兩籍長期的矛盾沖突，特別是“二·二八血案”、“美麗島事件”，利用國民黨的老化、保守、內部的分裂，拉攏親民黨，帶領民進黨戰勝了國民黨。他能取得勝利，跟新一代台灣人的價值觀有關。他除了主張民主化、廉政外，在政治上利用台灣同胞怕統一、怕共產黨的心病，極力打民主牌。應該正視，台灣獨立是台灣社會的主流民意，也是台灣人公投選陳水扁當總統的原因。但現狀能維持多久取決於大陸及國際社會給台灣執政當局、政治精英和台灣民眾施加多大的壓力，進而影響他們的決心和選擇，而其中能起主要作用的就是美國。目前，陳水扁領導的民進黨一直用“政治掛帥”攪亂經濟，他推行的是“台獨鎖台政策”，把大陸講得很壞，引起台灣人民的不滿。民進黨的政治思維的“反中意識”與謀求台灣獨立的戰略思考，使台灣的外籍人，包括大多數台商不喜歡陳水扁、不喜歡沖突。這裡除了大陸情結，還有重要的利益沖突。不過，台灣人知道陳水扁沒有膽量冒“台獨”風險，台灣的民主體制會嚴重束縛住那些政客的野心。因為今天所能決定台灣命運的是2300萬台灣人的民主公投票，而不是幾個政客。

我還問了關於台獨的觀點，他們說：台灣人這種以自己的利益為中心的理性思維和大陸人是截然不同。台商通常都以自己的利益為前提，不會有大陸人那種被升華的民族情結。你不可能聽到在大陸的台商喊台獨，這並不是說這些人不想台獨，那些在大陸做生意賺大錢的，一回台灣就投民進黨票要台獨的商人不占少數。台灣民眾非常肯定“三通”的好處，但真正主張台獨的人數比例不會在三通後減少。可以說：不論何人當選，台灣主流民意逐漸走向獨立已不可避免，目前台灣的獨立問題只是激進和緩進的差別，而不是有或沒有的差別。從目前國民黨謀變、開打台灣牌、大幅修改黨章增加 “堅定以台灣為主，對人民有利的信念”條文就能聞到台獨氣味。更讓大陸人擔心的是：台灣民意測試，2000年有36%的台灣人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到2006年上升到68%，這表明台灣主體意識的強化在慢慢變成台灣社會的共識。

台胞不相信解放軍會攻打台灣，這不是比誰的力量大、誰的武力強這麼簡單，因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肯定會出面干涉。即便台灣第二次被美國出賣，台灣人也自信共產黨不會打台灣，因為有太多原因都說明不會發生台海戰爭。例如，大陸的改革開放已使自己的經濟發展完全處在全球經濟一體化中，特別是巨額外資在中國的作用和影響力。據美國國會一項統計，全世界對中國的投資總額已經是天文數字，其中相當部分來自台灣，中國已成為世界上外貿依賴程度最高的國家。一旦戰爭爆發，隨著外資大量撤離，中國的經濟建設、能源供應、包括改革開放的巨大成果將受嚴重損失。而台灣海峽的對面又是中國改革開放成果最巨大的富裕地區（上海至廣東沿海省份），幾億外來民工聚集在那裡，分別在台資、外資、私營企業中打工生存。戰爭引發外資大撤退，打工者的生存馬上成為大問題，自然會導致混亂，深層積累的矛盾都將爆發出來，不安定因素太大，所以說共產黨決不會冒這個險。

與這幾位台胞的聊天受益匪淺，他們讓我了解了台灣中產階級和知識派的觀點。可我想不通在大陸的許多網站上，為什麼一提到打台灣，就有不少人興奮不已、摩拳擦掌，是愚昧無知還是愛國好戰？台灣老百姓跟我們有深仇大恨嗎？我們是一個母親生的同胞手足，不應該有封建家長制惡習。兄弟生活得比我們好、富裕、自由、民主，這是不爭的事實，他們不需要我們去解救！而如果因為我們羨慕、妒嫉台灣人民，就要打他們，這更是違背常理的。身邊有這樣一個出息的富兄弟作榜樣，身為窮大哥應該高興，虛心學習，想滅他、傷他不荒唐嗎？為什麼一定要用武力和流血強迫兄弟回家呢？我們只有加倍努力把自己家裡搞得跟兄弟家一樣富裕自由民主，到時，兄弟哪有不回家的道理？

政治·生活

台灣的城市街頭、建築物廣告的政治味很濃，到處張貼著巨幅的兩黨地方競選人的宣傳標語。在台灣下榻的旅館，我發現大門牆上有一塊大銅牌，上面寫著：“防空避難所”，容量多少，地下層1600人等等。我問導游為什麼？小洪笑笑：“怕打仗，怕解放軍空襲啊！”我們都笑台灣人備戰意識強。

在台灣，很容易感覺到老百姓對政治的狂熱程度，有點讓人吃驚。綠軍、藍軍、泛藍軍打得熱火朝天，每當地方選舉，大家泾渭分明，各人站在自己的政治立場上拼命向周圍人拉票，從社會吵到公司，又從公司吵到家裡，夫妻、父子、同事、朋友為了心中的支持者可以吵到翻臉。導游小洪就告訴我們一件有趣的事，她父母是外鄉籍人，丈夫是本土人，“每次上門，雙方父母在飯桌上都會嚴肅問我們支持誰？為了討好他們，我們只能事先溝通講明演戲。我對公婆表示，對國民黨沒有好感，我選阿扁，公婆很開心；而丈夫在我父母前信誓旦旦，堅決反對老土的阿扁，支持英俊潇灑的馬英九，討得老丈人很開心，得意有個志同道合的好女婿。”台灣的族群矛盾激烈，立場黑白分明，不管你怎麼樣做思想工作都沒用，該支持誰就是誰。我曾在台灣南部多次問過當地老百姓：“你支持陳水扁還是馬英九？”一些老人說：“肚子扁扁，餓死也要支持阿扁。”

對政治選舉，台灣人與大陸人截然不同，台灣人非常看重與珍惜手中的選票，選舉投票率非常之高，連老牌民主國家英國、美國都比不上。而大陸人要麻木、不感興趣得多。以我自己為例，六十歲的人，一生中幾乎從不參加選舉，因為我是個獨立思考的人，從不願意接受別人指派，去當個投票工具。在我來台灣前，上海正在選舉區級人民代表，想不到敲門送選票的干部，既送來選票又送來禮品“就餐卷”，聽說還有的送日用品，農村乾脆送錢。我寧願自己的權利被冷藏，也不能讓一頓飯給賣了，什麼時候大陸有真誠的選舉，我再參加。舉一簡單例子，每次政府的《預算報告》形同虛設，財政預算無論是數據還是用途都不具體，“代表看了等於白看”。行政費用如此高，報告中只有用錢的單位，卻沒有說明錢具體分配給誰了，用於哪些開支，怎麼個用法？在我四十多年的成人記憶中，中國的兩會永遠是“團結、勝利”的大會，媒體宣傳轟轟烈烈，老百姓從來聽不到政府存在問題、缺點與錯誤方面的報告與反省。大陸習慣於“報喜不報憂”，台灣正相反，“報憂不報喜”，還特別喜歡“揭丑不歌頌”。

一路上我們被台灣人調侃自己領導人的笑話逗樂，洪小姐特別會調侃：“我真不知道選誰當總統好？選陳水扁？會造成台灣沒水；選連戰，他連年打仗咋辦？選宋楚瑜？弄得台灣到處是水也不行；選馬英九吧，他如果與阿扁一合，就成了一個‘騙’字，更不放心！乾脆今年棄權誰也不選。”我們大笑，她又說：“但我心裡佩服李登輝，他有本領騙取蔣經國信任，沒有幾年把一個龐然大物一分為三，使國民黨下台。而笨蛋阿扁，把好不容易分裂的國民黨重新又促成三合一，團結為泛藍軍，阿扁好蠢！”我問洪小姐：“台灣政府為什麼要拒絕大陸贈送的二只珍貴大熊貓？”她回答說，阿扁政府認為大熊貓征集起名為“團團”“圓圓”有政治色彩。她還告訴我，台灣一部分人甚至把“經濟前鋒”的台商也當作“叛徒”看待。

在台灣我們才體會到什麼叫民主和自由。每天晚上我們總喜歡在旅館打開電視機，津津有味地觀看一檔接一檔的新聞節目。什麼總統女婿的“利捐案”、“2260合資案”、“罷免總統案”；南部地下電視台還報導准備暗殺國民黨主席馬英九……，政治新聞有趣得像看電視連續劇。台灣人調侃自己領導人和總統的語調令人捧腹大笑，爆料不斷，一點不顧總統面子窮追猛打，弄得總統臉面掃盡。而在立法院，人民代表的唇槍舌劍、大打出手更令人目瞪口呆，台灣新聞媒體的自由程度令人拍手叫絕，完全是全民監督、全民判斷是非對錯。我這個為追求言論自由坐牢十三年的大陸人，在看台灣彪悍的政治評論節目時目瞪口呆，各位名嘴和打電話進來的聽眾怒批總統、部長的刻薄言論，甚至在公開電視傳播上痛罵領導人的鏡頭，讓我一個局外人驚出一身冷汗。在台灣，親眼目睹人民在總統官邸抗議，看到媒體對陳水扁的揭露，從心裡徹底佩服台灣人民與電視媒體，厲害！特別是電視台名嘴們對貪官污吏窮追猛打的作風，真是台灣人的福氣。如果大陸也有這樣敢於仗義執言，勇敢無畏的新聞媒體那就是大陸人民的福矣！貪污腐敗絕對可以杜絕了。

這些都說明了台灣新聞出版事業的發達與開放，僅二千多萬人口的小島，居然有一百多個電視頻道，而且不屬於國家與執政黨控制，想怎麼樣播與講都可以。在這樣社會環境裡，貪官污吏真正難以躲藏，政府官員真要處處小心。而大陸媒體除了不敢不能說真話，還對台灣長期妖魔宣傳，毛澤東年代更是閉著眼晴說瞎話“台灣人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現在又不斷播放台灣官員貪渎、國會議員大打出手的負面新聞，仿佛告訴大陸民眾，民主不是一個“好東西”。大陸人只看到台灣民主表面上的亂象，卻從未認識到台灣社會在抗拒權力干擾下自我修正錯誤的能力，不管台灣事情鬧到多大多丑陋，他們終究還是在法治的框架內裡。事實上檢驗一個民主制度的成熟的標准，並不在於有多“亂”，而在於這些“亂”能否在法治的框架裡解決。我們團中所有的人，包括黨員干部走訪台灣後，都產生了反效與逆向思維，大家一致認為：陳水扁女婿的貪渎案放在大陸會什麼樣？是否允許放在公開的論壇上，讓新聞媒體窮追猛打？讓人民來揚眉吐氣的公審？大陸普通地方貪官都比台灣總統女婿貪污還要多，所謂總統家屬的內幕消息與禮券案，在大陸的股市證券交易市場不知有多少官員在內幕消息中獲利，也不知有多少商人向各級官員送大賣場超市的禮券，更不用說送金銀手飾、貴重禮品、現金與紅包。台灣人能為這點小事把總統女婿抓起來，把總統老婆送上法庭去申辯真是了不起！

但是，台灣二十四小時的國內新聞把自己放大到鋪天蓋地的程度，又顯出一種自我示弱現象。政客的嘴臉、口沫、權力斗爭各國都有，但從來沒有像台灣人那樣，把政客的舉手投足，巨細靡遺地通過媒體注入市民腦門裡。最令我不可思議的是，台灣電視台對八卦新聞的報導，如南投狗吃槟榔、高雄小孩誤吞釘子放大得太大，反而比戰爭、生態、貧窮、舊秩序的突變、大危機的潛伏這些國際上重視的大問題重要。這些大事在台灣仿佛都不存在、不重要，這也說明台灣缺乏國際化的眼光。但台灣被國際社會孤立了三十五年是事實，這對台灣人已造成深重的傷害，難怪台灣人經常抱怨國際不了解台灣的處境，哀歎自己是國際的孤兒。所以台灣領導人更是永遠以政治的單一角度去思考中國問題，連送大熊貓、三通此類問題都要政治化。

我問台灣導游小洪：在大陸有種論調，中國人不配給多點民主和自由，否則會亂套。她告訴我：“這種謬論從前老蔣也散布過，你們表面上看我們台灣人好象生活巳經亂套？實質上民主化激烈一些只有好處沒有壞處，台灣人已經習慣這一套，只有這樣人民才放心，有權勢的人才會收斂，台灣才會越廉政、越富裕。”小洪說：所謂台灣之亂完全是好事，因為正是在這些亂象中，權力機構學會了如何相互制衡，民眾學會了如何運用自已的權利，而政黨和政治家也學會了如何謹慎、透明行事老實為民服務。

我想，民主自由是西方舶來品，專制獨裁是中國老祖宗留下的傳統貨，但同為中國人的台灣，民主改革已經取得了初步的成功，什麼時候我們也應該學習台灣，學習蔣經國，把真正的民主自由還給人民，讓實踐來證實一下，看看大陸同胞一旦有民主會怎麼樣？是否更亂套？還是更和諧、更廉政？

導游·同行者

在長達九天的長途汽車中，我一點沒有每次出國在外那樣感覺疲勞，一上車就想睡覺。導游洪小姐想得非常周到，為了讓我們解悶，在大巴士上一部接一部地放映大陸游客非常想看而看不到的盤片，諸如《兩蔣父子》、《宋美齡》、《張學良》、《台灣的變遷與發展》和一些大陸禁播的反思文革的影片。盡管大家看後一聲不吭，絕大部分人特別是知識分子，看了心裡還是為之震撼的。最有說服力的是，只要有二個小時以上的乘車時間，總有人一上車就提出要看此類盤片，而導游小姐則是來者不拒，盡可能地滿足大家的要求；回國時許多人還偷偷摸摸向導游購買這些盤片。這些資料片極大地豐富、充實了我對台灣的認識和研究。而放這些片子的緣起，卻是因為洪小姐為大陸游客作導游時而產生的尴尬。洪小姐說：“因兩岸的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差距，介紹與講解時經常引起爭論，特別是接待政府公務員團和涉及到一些歷史性問題——究竟兩岸誰對？誰真實？所以現在我在車上多放一些歷史數據片，省得懷疑我亂講。還有，在接待大陸政府公務團中，我老是抱錯大腿，把市長、區長、校長、廠長當頭頭，途中向他們請示、征求意見，結果隨團人員悄悄告訴我，‘你找錯人了，大陸與台灣兩樣，應該找書記，黨領導一切。’還有更倒霉的事，由於長期接受對立面教育，我們一些導游經常會脫口而出什麼‘共匪’、‘中華民國’等，這些敏感性的政治用語觸犯了共產黨干部，幾次被投訴差點丟了飯碗。有了經驗教訓，並通過不斷的交流，現在我越來越適應和懂得哪些該講，哪些不該講，哪些得婉轉點講。”“記得有一次，一個山東市委書記，相處幾天下來比較熟悉了，最後一天他很神秘地拉我到無人的地方，悄悄問：洪小姐你感覺兩岸統一好？還是獨立好？我一時反應不過來，想了一下說，大家最好在民主化的基礎上統一。他回了一句：‘要像台灣這樣民主，我們共產黨怕做不到。’”

在回國前最後半天，導游在送我們去機場的路上，抽空還拉我們去免稅店，一路上不斷地煽動說：“大哥大姐們！出國要三光，第一出門要觀光、第二為國要爭光、第三回家前要把錢花光，花在外國人家裡，還不如花在台灣同胞家裡。”小洪真是個出色的導游，每到一處總有辦法把大陸同胞口袋裡的錢一點點擠出來，回國前還念念不忘掏光我們身上的錢。

我們同行的十二人中有一個四十歲的台灣人，帶了一個二十出頭的漂亮四川姑娘，聽他們介紹是去相親看婆婆的。到台灣第二天，在洪導的許可下，兩人離團去台南，結果我們的車在路上被台灣警察攔截檢查，司機與導游很緊張，在車外與警察說了很久，顯然是在向他解釋車上少兩人的原因，請求網開一面。二十分鐘後洪小姐一臉無奈的樣子上車，一路上拼命打電話給公司，要求和離團的陳先生聯系上。從電話裡我們得知，這位離團的四川姑娘如果今晚十二點前不回旅館，我們全團明天就可能無法活動，甚至會被遣送出境。原來台灣的旅游公司規定大陸游客一律不准離團自由行，台灣有關警員會全程跟蹤隨時檢查，只要發現團隊少了人，全團都要遣送出境。因為嚴格地講我們進台灣是通過第三國，對中國與台灣官方而言，存在非法入境成分。據說今年以來，不斷有大陸人逃離並滯留在台灣。前幾天就有幾個福建人通過武漢市團隊來台灣後離團逃跑了，大陸已有幾個省市被列為黑名單遭到拒簽入境。因為警員頻繁檢查，引發團內許多人的猜測和不滿，中國人的壞習氣這時暴露出來了：大家背後議論猜測四川姑娘逃跑了，一些人自作聰明有根有據地分析她想滯留台灣做新娘，還有一個女同胞甚至肯定地說四川女孩肚子裡有孩子了，弄得台灣導游和司機都怕起來。四川姑娘的事弄得大家很不安，許多人自己嚇唬自己一夜沒睡好，擔心被遣送出境。誰知第二天吃早餐時，四川姑娘二人已在一起親熱地吃早飯，那些捕風捉影的人也只能自嘲。

一波才平，一波又起，與我們一起同行的還有五位江蘇省的公務員，他們與我們行程幾乎一樣，可費用卻要高許多，因為身份是公務員，作單獨安排。這五人在飛機上與我們是鄰居，都是酒鬼，在機上吃飯時就拼命要紅酒、白酒、啤酒，甚至趁空姐不注意把整瓶紅酒偷偷拿走。到台灣第二天，我在大堂看到台灣警察正在警告一個姓徐的南京人，因為他們的地陪女導游向警察報案，昨晚在一家歌舞廳，這些人對她有性騷擾行為，還報其中一個姓徐的向她強硬索要護照，要求離團二天看親戚。由此糾紛不斷，他們這一路上都有警員“護駕”，先後十八次——白天在旅游景點、中午在飯店、晚上在旅館——直接點名查他們的護照和行蹤，弄得他們火冒三丈，一路上發牢騷說：出了錢到台灣不是來旅游，而是來買罪受，變成了文革中的“四類管制分子”。最後一天，台灣警員還不放心一直護送到機場，在候機廳這五位公務員同胞與警察再次發生沖突，警員交回護照給姓徐的，並對他說：“我們作了記錄，你來台灣不受歡迎。”五人齊口回答：“以後請我們也不會來，要來就跟解放軍一起來。”這些小官吏的語言充滿了挑釁，他們不檢討自己的行為，使我們這些旁邊的人也為他們的言行感到羞恥。

洪小姐說：七十年代末，台灣經濟騰飛，到世界各地旅游的台灣人也曾遭到不好的評價。1976年全台灣掀起一場持續到1990年初期的“富而好禮”運動，涵蓋社會宣傳、學校教育、政風政務、服務行業等方方面面。台灣兒童從幼兒園開始就上倫理課，小學有“生活與倫理”課，把“程門立雪”、“雪中送炭”、“孔融讓梨”等中國式典故穿插在“上廁所要洗手、進屋之前要敲門、放學陪老公公老婆婆過馬路”等現代社會規則的教育中；中學有“公民與道德”課，教育中學生不要“只顧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在高中講“吾土吾民”、“我們並不孤獨”、“宗教的世界”、“多元的文化”、“貧窮與富裕”、“民主的滋味”。在家裡，父母經常以“孔子說——”為開頭教育子女；他們的另一句口頭禅是“世界是圓的——你不知道自己還會不會遇到別人，所以要與人為善。”在台灣，最嚴厲的譴責就是“沒家教”，因為等於父母跟自己一起挨罵。反思我們的教育，從小只有政治課，沒有倫理課，長大只有政治標准，沒有倫理道德標准。青少年時代接受的教導總是“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如何如何”。

統一·前途

1976年毛澤東故世，蔣經國當時對美大使安克志說，鄧小平極有可能會復出掌權，他深知這位昔日中山大學同學東山再起的潛力。1980年李光耀訪北京，鄧小平第一次透過李光耀傳話，“向我在莫斯科的同學蔣經國致候”。鄧稱：“北京絕不派官員和部隊到台灣；不干預台灣的政治，統一協議維持一百年”。因為鄧小平知道蔣經國與李光耀交情很深，都長期反共，李光耀在變，蔣經國也會變。1981年鄧小平向蔣經國示好，第一次在大陸停止了紀念“二·二八事件”，胡耀邦邀請蔣經國等國民黨官員回老家瞧瞧，中央下令修繕豐鎬房、蔣經國母親和祖母的墳墓，大陸並表示願以優惠價格賣給台灣石油、煤等。

可是歷史總是不按人們想象的那樣進行。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在午睡時突然發病撒手人寰，台灣上百萬民眾沿路送殡，哭泣致哀，全島人全都暫時停止工作，火車、巴士全部停駛，寺廟、教堂鐘鼓齊鳴，向蔣經國做最後的敬禮。後來鄧小平宣稱，蔣經國這位老同學如果能多活幾年，“中國的統一就不會像現在這樣困難和復雜，國民黨和共產黨過去有過兩次合作的經驗，我不相信國共之間不會有第三次的合作，可惜蔣經國死得太早了。”鄧小平又說：蔣經國是遵從其父“一個中國”的立場的，可是中國共產黨多年來喪失許多機會，他感歎直到今天北京才找到正確的路子——一國兩制。我想鄧小平是對的，天若假以其年，讓蔣經國多活幾年，或許他們兩人會連手“推動統一的新局面”。畢竟他們曾是同學，又是兩個偉大的務實主義領袖，他們兩人在八十年代中期都把眼光投向未來的歷史，他們不是以舊式的大漢中心統治者角度出發，而是以現代的愛國人士與務實者角度去看待統一。他們兩人都盼望自身的歷史地位得到認可，留給後人的遺囑大致雷同——給予人民繁榮、聲譽與和平，又都能維持中國大一統的原則。

目前台灣人每年到大陸的有1300萬人次，投資總額超過700億美金，而大陸到台灣的僅5萬6千人次不到，投資更無從談起，兩者之間存在巨大差別。如果放寬旅游限制，每年有100萬以上的大陸同胞去台灣探親、觀光、旅游，台灣失業率將會大大減少，市場消費會刺激台灣經濟更繁榮。台商們認為合則兩利、分則兩敗，兩岸連手才能創造雙贏。現在中國三地（大陸、台灣、香港）合起來的國民總產值超過日本，如果統一成“大中華經濟體”，將僅次於美國占世界第二位，這是多麼強大的一個經濟實體。可是有一點台灣人是一致的，就是國民黨主席馬英九說的話：“自由與民主必須是兩岸共同的語言”，“台灣人愛國不等於愛共產黨”，就好像一個台灣人愛台灣，不等於一定要愛國民黨或民進黨一樣。在台灣人心裡，黨與國完全兩碼事。台胞們風趣地說：中華兒女都會把祖國當母親，那麼父親是誰呢？難道是霸占控制母親一切的獨裁者嗎？歷朝皇帝、獨裁者都可以強迫人民呼喊萬歲萬萬歲、爹親娘親不如他親，但他靠專制獨裁暴政決不可能使母親膝下的子女擁戴他。這台灣人認為：“大陸只有在真正民主化、接近台灣富裕程度的基礎上，兩岸統一才能水到渠成。”海峽兩岸是同祖同宗，完全沒有理由互相厮殺，應該共同追求的是寬容、諒解、繁榮與昌盛。

然而，我們看到台灣在民進黨扁政府統治八年中，他推行的“法理台獨”路線，實質上是走極端的台獨路線，不但沒創造更大的國際空間，反而使美中聯手約束台灣，也無法給台灣和海峽地區帶來長治久安。造成台灣人缺乏國際觀，忽略了自身經濟發展，走下坡路。出現底層社會及農村人生活跟不上經濟變化、貧富差距擴大，南部地區出現大量的失業人口，造成了社會不安定的因素。可以這樣說，以工業基礎來說，目前台灣已經具有國際經濟實力，大企業並不太受政府保守政策的影響，財富的累積仍然相當快速。然而，底層社會已經出現失去發展方向的嚴重問題，太過重視高等教育的錯誤政策，使得基本工業人才的培養供應已經出現斷層，並且不符合新時代經濟發展的需要。台灣在1949年後的40年內，平均經濟增長率高達8％，這曾經被全世界譽為“經濟奇跡”，但現在卻因政治干擾而出現經濟停滯，台灣民眾除了感受到大陸經濟的強勢地位外，更重要的是在“心理層面”上遭到打擊。以往台灣對大陸在經濟上可以自傲，台商最初到大陸都是抱著“幫助大陸、甚至向大陸施捨”的心理，但是現在台商到大陸卻有一種“不到大陸只有等死的份”感覺，所以台商在大陸早就沒有當年那種趾高氣揚的架勢了。

在兩岸的經濟往來中台灣當局走入怪圈，一方面希望大陸給台灣、給台商提供更多的市場、更多的優惠、更多的利益，希望台灣從大陸經濟發展中得到更多的紅利！另一方面，卻擔心兩岸經濟關系過於密切，使台灣經濟上依附大陸，不利台灣獨立。今天在大陸經濟發展變得富裕與強大的同時，台灣越發覺自己相對變弱小了，政府充滿矛盾與顧慮。他們感到，距大陸太近，離上帝太遠。他們一直用屁股對著大陸，一直對台商強調：大陸雖然是你們賺錢的好市場——無止境的廉價勞動力和低成本的資源，可是必須要將企業的根、核心、研發、總部留在台灣，甚至規定每個公司的淨資產值不得超過40%投資到大陸。反對西進的人則認為，台灣接海外生產的定單，其中近90%在中國生產，台灣巨額資金源源不斷湧進大陸，並“鎖在大陸”，對台灣而言非常危險。台灣政府認為台灣的資金和企業過度地移到大陸，使中共可以控制台灣的經濟，進而影響台灣的安全和政治。而以現在台灣的經濟戰略看，沒落是無法改變的。在周邊國家和地區借助中國大陸崛起的機會發展經濟的同時，台灣則鼓吹“不要把雞蛋放到一個籃子裡”，忽略在大陸發展的人文、地緣和市場優勢，一會說去拉美發展，一會說去印度發展。現在看來，這些東打西打的策略沒有一個是成功的，台灣經濟已經嚴重地邊緣化，就連飛往台灣的國際航班都在減少。台灣有識人士說，台灣經濟只有融入大陸經濟迅猛發展的大潮中才是上策，才能令台灣人重拾起當年的信心。海峽兩岸應該建構一套命運共同體，可以包括文化的認同、血源的認同、民族的認同、價值的認同和生活方式的認同等等。

游歷台灣，使我徜徉於三民主義的遐想中：在中國大陸，不少人對1949年後的台灣存在一個刻板的印象，覺得那不過是小朝庭的後段戲，或者是一個被趕到海島的獨裁腐敗政權苟延殘喘的故事罷了！然而“苟延殘喘”四個字絕對無法解釋台灣今天在經濟、科技、流行文化上的一些輝煌表現。2000年台灣國民人均所得14200美元，外匯存底超過1000億美金，是全世界人均值最高地區，台灣每18人就有一家企業公司。這中間必然存在某種被長期塑造過的意志，而蔣經國正是台灣後半世紀歷史中關鍵和傑出的人物，無論物質還是精神方面。上個世紀下半葉，台灣人在蔣經國先生的帶領下，以憂國憂民的胸懷、高瞻遠矚的智慧擘畫建設，使得破落的小島變成富裕的亞洲四小龍之首，真正實現了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

走訪台灣我有一個感歎：兩岸兩地區別最核心的是人文價值。台灣現在確實沒有辦法與大陸比經濟、比軍事‘硬實力’，就如大人與小孩之比。但是能比‘軟實力’，台灣的軟實力比大陸強，表現在禮讓文化，民主多元性，政治新聞的自由透明度等等——。例如：台灣的大學，完全由教授治校，百家爭鳴思想自由、精神獨立，不受執政黨控制。台灣新聞透明度極高，同一條新聞，各種報紙看法都不同，絕不像大陸千篇一律緊跟黨中央。在台灣，城市與鄉村人的生活水平、文化教養，包括房屋建築差別很小，你會發覺到處像台北市。但在大陸內地你很少看得到有類似上海北京的發達城市影子。台灣人熱情有禮貌斯文，周圍環境舒適，半夜在街頭行走感覺比大陸安全。另外兩岸的導游對比素質也不一樣，台灣導游態度真誠、互動性強，感情流露真摯。大陸導游表面功夫好，實質上虛假多、功利多。我跟小洪說：台灣最能影響中國大陸的兩大力量，是民主和媒體。大陸游客進台灣帶來的是無形的內心疑惑和有形的鈔票消費；帶回去的卻是比去香港感受還強烈的洗腦教育。台灣人要知道：他們最能與大陸人民相比的資產與價值優勢，是“民主、自由和人權，這是大陸人民夢寐以求想要的願望。在台灣沿途的所見所聞也讓我感歎，台灣的民主已經如同杜威所言“成為一種生活方式”。而更重要的是，堅定了我的信念：所有中國人都能實現民主制，我希望大陸能加快推動政治民主化的進程，像台灣人一樣讓民主成為一種生活方式。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台灣與大陸經濟發展的奇跡，都來自於經濟開放、引進外資政策，也就證明改革開放代表著成功與發展。我們既然已經跨出了經濟改革正確的一條腿，為什麼不能學習台灣兄弟再跨出政治改革的另一條腿呢？想想半個世紀來我們與西方社會所有的分歧、矛盾、沖突是什麼？無非是“民主、自由、平等”！難道十三億大陸人不期待這六個字嗎？想讓大陸做一個真正華人老大表率，吸引海外三萬億美金的華資，與台灣、香港、全世界的華僑、華人，攜手共同打造一個和諧的大中國經濟體。只有當我們真正跨出政治改革這條腿時，一個真正強大的中華民族的大國才能屹立在世界的舞台上。

寫給我的讀者們：

中國人出國旅游不光是熱衷於拍“到此一游”的照片，和買回自己喜愛的東西而已，更有意義的是觀察、比較與反思、學習。我為什麼用政治游記形式寫游記？是希望中國人學會胡適先生指倡的“獨立思考”精神，學會‘反思’的態度。虛心觀察外國的軟實力，比較互相間差距，反思我們為什麼會走這麼多彎路？文革是中國寶貴的教訓，改革開放是中國的希望。我的游記是以這二點為基礎，從政治、經濟、宗教、人權、教育與環保等問題進行對比、反思與探索。我的書跨越了意識形態的鎖鏈，有些事太復雜，我只能提出疑問。本書可能刺傷一些中國人強烈的民族情緒，也可能得罪一些改革開放的既得利益者。我的寫作原則是站在客觀立場上，堅持講真話、拆穿一切謊言，有話必說、有事就寫，不留遺憾。我是個殘疾老人，也是個獨立思考者，已走了五十二個國家，只要走得動，會堅持走下去、寫下去。

我文章中有強烈的憂患意識，待願能給你們帶來感想。也許正是因為愛之深才恨之切吧，所以我的文字是多有切膚之痛的批評而少有褒揚，因為我覺得改革開放的成就是舉世有目共睹的，而我們國家能否更加完善更加強大，正取決於我們能否正視現存的問題，堅定地清除這些問題存在的根源。反思與探索，不僅是政治學者、經濟學家的權力，發現與提出問題也是每個公民的責任與義務，而政府的責任與義務則是去解決這些問題。這就是我為什麼說“壞話”、揭傷疤的原因。正可謂“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希望我的游記文章，能與所有關心中國前途、能獨立思考的朋友交流下去。

願我的博客給你帶來這方面的啟示：請看劉文忠的BLOG （了解世界各國與文革歷史）http://blog.sina.com.cn/liuwenzh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