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江隨筆》之七：

我所認識的香港人

作者：楓之嶺 http://blog.sina.com.cn/wildmaple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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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派駐香港工作之前，我對香港人缺乏實際了解，畢竟北京與香港遠隔千山萬水，在北京難得有機會接觸到真正的香港人，北京人對香港人的印象一般來自於電影，在整個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大陸影視作品中但凡出現香港人，十之八九不是奸商就是騙子，說話不僅吞吞吐吐，而且拖著長長的尾音，廣東話在北京被戲稱為“鳥語”。反過來，1997年之前的香港電影裡，大陸人的形象也好不到哪兒去，最典型的莫過鄭裕玲主演的《表姐，你好嘢！》，不僅粗鄙而且丑陋。我至今也沒有搞懂，當時兩地的演藝界人士為什麼要相互惡意攻讦，必陷對方於死地而後快。

一、語言的障礙

我對香港人的認識，首先是從語言開始的。到香港工作之前，我曾經多次去廣東出差，還曾經在珠海短暫工作過一段時間，對於粵語雖然不算陌生，但是也是基本無法聽懂，記得第一次途徑香港時，由於飛機晚點耽誤了轉機，中國民航臨時安排我們入住啟德機場的富豪酒店，我在酒店大堂的商店裡閒逛，一位店員小姐走過來笑吟吟地用英語問道：先生是否日本人？我支支吾吾不敢正面作答，顧左右而言他。那個年代，大陸人唯恐自己在香港遭人鄙視，從不敢講普通話，據說在餐館裡，如果你不講英語或廣東話，都不會有人過來搭理你。

在香港工作和生活，不懂香港話顯然不行，九十年代初期普通話還不流行，因此，每天下班回宿捨後的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看電視，開始只是看一些簡單的新聞節目，最喜歡看的是無線明珠台的930節目，這個時段的英文電影特別好看又有中文字幕，理解起來比較容易，最煩的節目就是插科打诨式的娛樂性談話節目，內容基本無法聽懂，覺得這類節目完全就是臭貧。剛到香港時，與當地人溝通十分困難，基本是“雞同鴨講”，各說各話，不過好在公司裡的香港員工基本都能講普通話，交流起來沒有問題。大約是過了半年左右時間，我能聽懂大部分粵語了，逐漸開始講一些簡單的詞句，才逐漸發現粵語其實非常幽默，一點兒不弱於相聲中的北京話、天津話，小品中的東北話。

二、文明、禮貌、遵守公共秩序

在最初的幾個月裡，香港人就給我留下了一個文明、禮貌和遵守秩序的印象。公眾場所基本見不到有人隨地吐痰，亂扔垃圾。人們在巴士站、地鐵站、碼頭從來都是自覺排隊，沒有人插隊、擁擠，有時地鐵上、下班高峰時段，排隊的乘客一直從站台排到站外的街道上，見到已經有人排隊，後面新來的人就會自覺地停下腳步，絕少見到北京地鐵站裡那種擁擠、推撞、爭吵的混亂場面。車上很少有人搶占座位，大多數人都會主動給行動不便的人讓位。有人過馬路上的人行道時，司機會停下車讓路。我在香港生活幾年，從未在街上見到爭吵、打架的現象。記得有一年參加香港的“百萬行”活動，各路人馬在維園集合時，有一個公司免費派發體恤衫，只有兩箱體恤衫，可隊伍卻越排越長，許多人明明知道無望領到還在安靜地排隊，實在令人佩服。

三、良好的專業素養和敬業精神

我所在的公司是香港最大的建築公司之一，承建了許多政府大型公共工程，在那個年代，香港還處於英國管制，大陸的學歷和資質都得不到承認，中文也沒有法律地位，大陸內派人員只能從事公司內部管理，所有專業技術工作、對外聯絡均由香港員工負責，是工程項目名義上的最高負責人。

我剛到香港時被分到一處工地見習，經理交代我先熟悉工程文件，凡有不懂的問題可以向地盤代表請教，我對建築上的基本概念還算了解，英文也不是一個問題，主要的困難是對英國的建築規范、BS標准一無所知，每當遇到一些技術問題時代表都能耐心解答，有時還會找來地盤工程師、地盤總管一起討論，使我受益匪淺。

除了良好的專業素養之外，給我留下更深印象的則是香港同事體現的敬業精神。九十年代初期，大陸還未完全脫離大鍋飯時代，許多人出工不出力，在國家機關和國營企業裡，工作推诿敷衍，上班一杯茶、一份報，以閒聊、神侃打發時間，可以說是司空見慣，在香港，我們雖然是內資企業，卻看不到這樣的情景，根本無須領導督促，大部分香港員工都會自覺工作，許多人甚至追求盡善盡美，實在令人敬佩。

四、樂觀向上的生活態度

我對香港人的另一個印象就是積極、樂觀的生活態度。香港是一個節奏極快的地方，街上車輛川流不息，人們步履匆匆，地鐵的自動扶梯本來已經極快，但許多人仍然還要在上面奔跑。香港同時還是一個生活充滿壓力的地方，沒有失業保險和退休金，寸土寸金，生活費用昂貴，許多年輕人要打幾分工養家糊口；老年人仍要辛苦勞作，為生存而奔波，但香港人仍然保持豁達樂觀的生活態度。

在香港工作的第二年，我爭取到一個到香港大學業余進修的機會。每天收工之後，我要立即趕到港大在港島或尖沙咀的校區上課，從晚上七點鐘一直要上課到九點半。在讀書期間，我結識了許許多多的香港年輕人，才明白原來有那麼多的年輕人，都在利用一切空余時間來充實自己。

當然，我也在一定程度上，也使香港人改變了對大陸人的看法，剛入港大讀書時，當同學們聽說我來自北京時都異常驚訝，怎麼會有大陸人膽敢來港大讀書！另一個好笑的事情是：第一門課考試前的最後一次復習課，老師講完課走到每個同學面前，詢問是否有什麼問題，平時他都用英語講課，此時他改用香港話與學生交談，當他走到我的座位前與我交談時，忽然發現我是從北京來的，便吃驚地問：“我在港大教了那麼多年書，還從未碰到過大陸來的學生，你能跟得上課嗎？英文能聽得懂嗎？”我表示沒有問題，他似乎有些將信將疑。不過，後來可以驗證的結果是：我是一次通過了全部八門課程，以最短的時間拿到了畢業證書，我周圍的同學很少能夠做到，至少，大陸人在讀書上不會輸給香港人。

五、相互來往可以增加了解、消除隔閡

在香港幾年的工作和生活，我接觸了形形色色的香港人，現在看來許多成見、誤解都來自於相互不了解。其實，香港人是由不同的群體組成的，除了世世代代在香港居住的當地人，有許多人實際是大陸來的新移民。

近幾十年間，大陸有幾次大規模的香港移民潮：一次是1949年國民黨政權崩潰，大量難民湧入香港，北角一帶幾乎由江浙人占領，至今還保留著一些上海的傳統和遺風；另一次是六十年代初期的大饑荒，許多人逃亡香港活命，直到八十年代，九龍和新界一帶還有不少成片的寮屋區；從七十年代開始直至九十年代，有不少大陸人為了過上更好的生活，以偷渡或移民的方式進入香港。大陸改革開放以後，最先回到家鄉的投資的港商，就是這些七十、八十年代來到香港的大陸人，他們本身並未進入香港主流社會，亦沒有資金實力，但卻非常了解大陸的政策，擅長利源法律、制度上的漏洞鑽營取巧，所以給大陸人留下了“香港人都是騙子”的印象。

隨著對香港了解的深入，我才發現其實許多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從未去過大陸，幾乎不了解大陸的變化。有一個挺有意思的例子是：我們公司每年在深圳人民醫院為全體員工組織一次免費體檢，香港員工基本不去，寧可自己花錢在香港本地醫院做體檢，問他們為什麼不去時，一些人對我表示不信任國內醫院的衛生條件，還有不少人干脆告訴我自己從來不去大陸，那裡太亂不敢去！越是香港出生、長大的人越是如此，凡是度假都是去美、日、歐，或新、馬、泰。

當時大陸內派工作人員對香港人缺少足夠的了解，即使在中資機構內部大陸人與本地員工之間，工作時間以外基本上也沒有什麼來往，內派干部一般都住在單位提供的宿捨，有自己的食堂，又受到外事紀律的約束，平時接觸的都是自己人。我有一個北京朋友在外交部駐港簽證處工作，工作地點在灣仔的華潤大廈，上班時關在封閉的櫃台裡，幾乎接觸不到香港人，下班坐叮當車回跑馬地的外交部宿捨，天天如此，只有在周末時才逛逛北角，兩年下來連香港的東南西北都搞不清楚，可見當時是多麼封閉。

我在香港那幾年，正是政權交接開始進入倒計時的年代，許多香港人感到彷徨，對自己的前途焦慮不安，社會階層開始迅速分化，一部分政商人士開始向大陸靠攏，一些大商人開始積極進軍大陸尋找商機；另有一些人借助港英當局的庇護，繼續作頑強的抵抗，政治沖突漸漸激烈；但更多的黎民百姓面對前途紛爭，顯得全然無助，就像羅大佑的那首歌《皇後大道東》中表露出的那樣一種彷徨、焦慮的情緒，香港前途似乎是中、英兩國政府間的事情，香港人完全無法插手，就像兒女的婚姻由雙方父母操辦，當事人自己無權過問那樣，香港人無法完全按照自己的意願行事。遺憾的是，這樣的政治紛爭依然困擾香港，而且還有愈發嚴重的趨勢。

不過，1997是一個分水嶺，不論你是否喜歡，也沒人問你是否願意，香港人和大陸人已經推到了彼此之間人為築起的牆，隨著政權的交替和人民的往來，香港人與大陸人已經漸漸融為一體，電影裡那種那對方開涮的場景已經幾乎消失得無影無蹤，普通話已經成為香港人的通用語言，在這場巨大的變革中，但願香港人還能守住自己的價值，能夠引領全體中國人走向一個更加文明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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