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時間迷上了爬山，於是，盡管4、5級的西北風不期而遇，但還是堅持著開車和媳婦兩人沖出了喧鬧的市區，向懷柔的青龍峽出發，走進自然，感受那份不被束縛的快感。

也許是到了冬天的緣故，山下的停車場內一共才停著5輛小汽車，盛夏時熙熙攘攘的人流早已不見了蹤跡，就連沿途叫賣的小商小販也幾乎不見了蹤影，除了幾個賣山貨的老人外，只有入口處檢票員穿著厚厚的大衣萎縮在門洞裡。北風吹過，山上早已枯敗的樹木發出呼呼的聲響，落葉隨風飛舞，讓整個山區更顯蕭瑟。這讓我想起了杜甫《登高》中的那句“無邊落木蕭蕭下”，而此時，我的心情卻與“詩聖”有著本質的不同。

走進青龍峽，原來的曲徑通幽處被一條鎖鏈無情地封上了，記得上次來的時候，從這裡登山，可以一直沿著古長城直達玉皇頂，沿途不僅可以參觀殘破的長城帶給人的無限震撼，還能享受北京難得的綠蔭和涼爽。現在，一塊寫有“游人禁行”的牌子醒目地站在道口。工作人員告訴我們，由於風大，已經不允許從這裡登山了，無奈，只好繼續上行，希望另一處登山的台階可以上去。果然，另一個上山入口只寫著一塊“保護長城”的藍色牌子，而沒有禁止登山，我們興高采烈地沿階而上。從這裡登山要比從曲徑通幽困難的多，因為這裡山勢比較陡峭，因此，台階與台階的連接處，用了好多鐵制的台階，有的斜度幾乎達到了70多度。越到山頂，山風越強烈，感覺如果不用手抓住欄桿，就能連人都被吹走，媳婦一邊爬一邊緊緊地攥著我的手，生怕我離開身邊一步。

一個多小時後，終於爬到了台階的盡頭，一堵石頭堆起來的城牆愕然出現在眼前，在初冬不算暖和但色調飽滿的陽光照耀下發出熠熠的金黃色，就那麼毫無章法但又協調一致地排列起來，形成了一條蜿蜒曲折的長龍，在視力可及處逶迤盤旋在山脊。相比人們所熟悉的八達嶺、居庸關、古北口、金山嶺等長城，這裡的長城也許不算壯美，名聲也不大，但其古樸和質感卻絲毫不遜色。青龍峽的古長城城牆用巖石砌築，敵樓用青磚築成，在金黃與灰白中展示其迷人的魅力。用於戰略防備的大水峪關，依據它獨有的地勢，有的地方依山勢牆樓並築，有的地方只建樓駐防而不設長牆，猶如一員猛將屹立山頂，勢不可擋。

遙想當初，明朝抗倭名將戚繼光被征調到這裡鞏固北方邊陲，同薊、遼、保定等邊備兵部左侍郎譚綸一起整修西起居庸關，東至山海關的長城。他，也許曾親自指揮過這裡的長城整修。整修過後的大水峪關，關內設城一座，城開東、南、西三門，駐兵把守，抵御北方彥達殘部南犯京師。在那個戰火紛飛的時代，長城，為“關內”的百姓阻擋了幾多硝煙。到清朝年間，長城就已經不再修築，但它依然是軍事上的戰略要地。作為京師通往熱河地區的交通要塞，大水峪關附近的村民，曾經欣賞過多少次的黃土墊道、清水潑街、華蓋如雲的場景呀。幾百年過去了，經歷了風雨、霜雪、動亂、戰爭，大水峪關早已不復存在了，殘留下來的這段長城，早已成為了殘垣斷壁，如亂石般散落，但其殘留處古樸雄渾、巍然屹立的牆體，以其原始的滄桑風貌，讓人依稀可追憶它當年的雄姿。

一段長城，一段歷史，作為中國的脊梁，它承載了太多的滄桑，城樓上的旗幟幾多交替，在歷史的長河中時而顯現，時而落寞。抗日戰爭時期，這座有名的大水峪關，再次映入人們的眼簾。1933年9月，抗日將領吉鴻昌、方振武率師入關，由大水峪關、河防口、元連口分三路南下，於9月23日會師懷柔，通電抗日。1941年10月的一個清晨，日軍包圍了大水峪村，用刺刀將全村的鄉親們驅趕到老槐樹後的真武廟，204名青壯年被押往了懷柔監獄，後又轉押到古北口關東軍憲兵隊。許多人慘死在日寇的屠刀下，但沒有一個人屈服，日軍氣急敗壞，把沒有被折磨死的128人全部押運到承德監獄繼續嚴刑逼供，最後，100多人分別被押運到東北撫順、哈爾濱、本溪等地的監獄工廠做苦工，過著非人的生活。1945年日本投降後，被押到承德監獄的128人僅回來了21人，其余107人，死的死、亡的亡，有的至今下落不明。幸存者姜自安1956年3月20日所作的證言，就存放在中央檔案館，成為侵華日軍在中國所犯暴行的鐵證。

如今的大水峪關，已經成為了青龍峽旅游名勝區的一部分，上個世紀70年代，在大水峪水庫出口修築了一條高59米，長283米，寬4米的北京市第一座混凝土重力拱壩，從而形成了一座庫容量為1460萬立方米、流域面積為55.6平方公裡的峽谷型水庫。古老的大水峪關長城，就靜臥在青龍峽這青山綠水的南面山脊上。

駐足於此，遙望山腳下安靜的村莊、靜谧的湖水、讓人發思古之幽情，感慨它留給時間的奇跡。曾經的戰火紛飛已經成為了歷史，只有大水峪關那保存尚好的豆頂樓、西山頂樓、南崖頂樓和東山上的後鳳樓、揮官樓及碾子樓等城樓，巍然屹立在這崇山峻嶺之間，夕陽西下，桔黃色的陽光灑滿山間，長城，就靜谧的橫亘在那裡，在現實與過去之間，獨自承受歷史的滄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