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胡同屬東城區朝陽門地區，是東四南大街從北往南數的第七條胡同，自西向東溝通東四南大街和朝陽門南小街，長700多米。明代，即稱“史家胡同”;據傳，因胡同內住有史姓大戶而得名，胡同內原有“史可法祠堂”。1965年整頓地名時，將胡同南側的“京華”和“官學大院”兩條小胡同並入;“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稱“瑞金路十八條”，後恢復原稱。

史家胡同51號，舊時的門牌是24號，在胡同西段北側，坐北朝南，原是一座三進四合院。章士钊入住之時，認為房屋太多，一家人住不了，遂將第三進院分出，在內務部街南側另辟街門，形成獨立院落。於是，史家胡同51號就形成一座二進四合院。街門面南，為“廣亮大門”①，大門內迎面是一座“一字影壁”(1985年拆除)，大門西側的6間倒座南房和3間北房構成一進院，倒座南房最西邊的兩間是車庫，臨街開有車庫門;北房是過廳②，為硬山筒瓦箍頭脊。二進院有正房和東、西廂房各3間，院內有抄手游廊環繞;正房左右各有耳房1間。正房的內部裝修為清代式樣:北部抱廈部分的隔扇由兩座八方屏門組成，屏門頂部有一個樓閣式書櫥，上有朝天欄桿，西裡間屋有一架樓梯通向書櫥，室內還有碧紗窗。院內栽有海棠、蘋果等樹木，環境幽雅。

▲圖：北京史家胡同 章士钊故居

1960年，章士钊入住此院;辭世後，其女章含之、喬冠華(曾任外交部部長)夫婦在此院居住。

1984年1月10日，東城區人民政府將史家胡同51號公布為東城區文物保護單位。

章士钊(1881—1973)，字行嚴，號秋桐，湖南善化(今長沙)人。清末任上海《蘇報》主筆，協助黃興籌建“華興會”。辛亥革命後，先後任《民主報》主筆，南北議和南方代表，段祺瑞執政府司法總長、教育總長。曾主編《甲寅》周刊。1933年起在上海做律師，並任上海政法學院院長、冀察政務委員會法制委員會主席。抗日戰爭時期，任國務參政會參政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政協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著有《長沙章氏從稿》、《為政尚異論》、《邏輯指要》、《柳文指要》等。

解放戰爭後期，1949年2月，章士钊作為“上海和平代表團”(由顏惠東、章士钊、邵力子、江庸等組成)成員，以非官方的身份赴北平作試探性商談，4月，章士钊作為國民黨政府代表團成員參加了北平和平談判，雙方擬定了《國內和平協定(最後修正案)》。南京國民政府拒絕簽字，和談宣告破裂，章士钊去了香港。9月，章士钊回到北平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11月，章士钊全家從上海遷至北京，開始住在東四八條54號(今111號)。

東四八條的房產系朱啟钤之女朱湄筠所有。1953年，朱啟钤全家也遷至此宅。朱、章兩家人口都很多，章士钊夫婦及其子女住得比較擁擠，且有寄人籬下之嫌。1959年，周恩來總理到東四八條探望章士钊，了解情況後，便親自出面為章士钊聯系解決住房。結果是章士钊的夫人相中了史家胡同51號。

20世紀60年代中期，有兩個人求助過章士钊:

其一，高二適求助章士钊。1965年6月，郭沫若寫了一篇兩萬字的文章——《由王謝墓志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在《文物》雜志上發表，《光明日報》連載。文章提出被稱為“天下第一行書”的《蘭亭序》“不僅從書法上來講有問題，就是從文章上來講也有問題。”此論一出，在學術界引起震動。高二適立即回應，寫了《〈蘭亭序〉真偽駁議》一文，針鋒相對地提出:“竊以太宗之玄鑒，歐陽信本之精摸。當時尚復有何《蘭亭》真偽可言。”文章寄到《光明日報》被“退稿”，於是，高二適求助章士钊。

章士钊將高二適的文章轉呈毛澤東，並寫了一封信，信中說:“該生來書，欲得我公評鑒，得以公表……我公弘獎為懷，惟酌量賜予處理。”其實，章士钊也不同意郭沫若的觀點，他在《柳子厚之於蘭亭》一文中指出:“於是謂王作碑不脫爨(cuan)可，謂王作札宜於爨無二，則斷乎不可。或主張蘭亭果有其書，定與二爨③面目相同，似難謂為知言。”

毛澤東收到章士钊的來信和高二適的文章後，分別致信郭沫若和章士钊，希望就《蘭亭序》的真偽展開爭論。高二適的文章得以發表，各大報刊紛紛刊登爭鳴文章，後來任中國書法家協會名譽主席的啟功，當年也發表了《〈蘭亭序〉的迷信應該破除》一文，表示對於《蘭亭序》“郭沫若同志給它當頭一棒，確實是一件痛快淋漓的事，我是非常擁護的!”這便是持續了半年之久的“蘭亭之辯”。促成這場爭論的穿針引線之人應是章士钊。

其二，1966年7月10日，周作人寫信向章士钊求助。起因是當過漢奸的周作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按月支付審稿費200元，相當於當時一個司局級干部的月薪，仍屬高收入階層。1966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停付了這筆酬金，接著“文化大革命”爆發，更無周作人的活動余地。陷於困境的周作人又患了前列腺癌，貧病交迫，遂寫信向章士钊求助。

章士钊也派秘書去八道灣胡同慰問周作人，並傳話願意資助其解決生活問題。但畢竟口惠而實不止，周作人苦等了十個月，於1967年在貧病交加中死去。

對此，何滿子在《周作人暮年乞憐章士钊》一文中評論:“章行嚴在北洋政府當老虎總長時期，站在反動陣營，與新文化對壘;又且在女師大風潮中迫害進步師生，直至免去魯迅的職務，當時的周作人廁身於新文化陣營，和章處於敵對地位。解放後即使世易時變，章又以‘社會賢達’身份效力新中國，且與毛澤東因同鄉和舊恩誼而備受寵待，但周作人畢竟與之有舊嫌……章士钊與魯迅公仇私怨，周作人不是不知道，魯迅遺言‘一個也不寬恕’他也知道，臨死前還向章士钊搖尾乞憐，贻辱於兄長。言念及此，只能慨然作歷史的長歎。”

在當年的新文化運動中，章士钊屬於舊文化的維護者，但他與新文化的代表人物胡適，　卻在新舊文化的碰撞中演繹出一段文壇佳話:二人照了一張合影，在照片的背面又各題詩一首。章士钊寫的是白話詩　—　—“你姓胡，我姓章;你講什麼新文學，我開口還是我的老腔。你不攻來我不駁，雙雙並坐各有各的心腸。將來三五十年後，這個相片好作文學紀念看。哈、哈，我寫白話歪詩送給你，總算老章投了降。”胡適寫的卻是舊詩——“但開風氣不為師，龔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開風氣人，願長相親不相鄙。”

注:①廣亮大門，是北京四合院中等級最高的宅門，是具有相當品級的官宦人家采用的宅門形式。

②過廳，也稱腰廳，即:中間一間為連接前、後院的通道。

③二爨，指東晉碑刻《爨寶子碑》和南朝宋碑刻《爨龍顏碑》。

參考資料:《北京文物勝跡大全·東城區卷》(譚伊孝編著北京燕山出版社)

《一場非同尋常的學術論辯》(作者於繼增載《人民政協報·春秋周刊》)

《蘭亭論辯》(文物出版社)《周作人暮年乞憐章士钊》(作者何滿子載《今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