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的助推器
逃港風潮
80年代未我在深圳市經商就去了香港。當深圳還是南海邊的小漁村時,河對岸香港已是發達的高樓聳立的資本主義大城市。當初，這個不足三萬人的邊陲小鎮，90%的成年男子都有逃港檔案，官方宣稱的“過著幸福光明的社會主義生活的漁民”，竟然拼命要逃往另一邊的“水深火熱”中去。1979年4月，深圳第一位市委書記張勳甫上任，頭一個月就有3054人次外逃。最多時有幾萬人從內地湧向深圳，在那裡等待外逃機會。有關部門為了防止人們在烈日下中暑，只好把劇院打開讓大家進去休息。政府向人們發餅干、買車票動員大家回家。但送走一批又來了一批，從1976年到1981年的五年中有50萬人從深圳逃港。在香港那邊，被抓獲的偷渡者，男人光著上身，滿身都是污濁，女人被撕破了衣衫裸露出乳房，像牲畜一樣擠在卡車上，一車又一車的被遣送過來。當時兩邊工資差距是70倍，深圳每月140元人民幣，香港15000元人民幣。深圳的女人都叫男人學游泳，不會的男人被老婆罵。記得視察深圳的國務委員谷牧這樣評論逃港現象：“邊民往哪兒逃，取決於哪兒有吸引力。制止偷渡最根本的方法是發展生產力，對饑餓中的群眾談什麼‘社會主義優越性’是沒有說服力的。只有根除了貧窮這一禍根，才能根除偷渡。”
此話說得真好啊！
解放後，官方一直宣傳香港人民在英國殖民統治下，“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被愚弄的百姓信以為真。但知情者特別是廣東老百姓卻偷偷傳進完全不同的描述。記得那時在上海只要誰家有香港親戚朋友來，都是既害怕又興奮。害怕的是：凡是跟香港人有接觸與聯系的家庭，必然受到監視同時要向組織匯報；怕自己講了不該講的話，聽了不該聽的信息，害怕在政治運動中說不清而受迫害。興奮的是：在窮困中，有富裕的香港親戚朋友帶來東西，寄來僑匯是幸運的事。香港二字在階級斗爭年代讓大陸老百姓既怕又愛，神秘莫測。當時人民生活在鐵幕中，唯一能使中國人在這個信息黑洞裡透出一絲光亮的就是香港。
對於逃港風潮，港英政府是司空見慣，甚至有一種“抵壘政策”，即凡是逃過邊境到達市區的偷渡難民不會被捉，就像打壘球游戲一樣。所以，造成大量內地人不斷逃港，特別是廣東人。我覺得香港最可愛的就是一次又一次接納與收留了大批難民。在東南亞國家心中，香港被認為是“難民天堂”，特別是每次東南亞排華時，越南、印度尼西亞等國都有大批難民從海上逃到香港。
改革開放後大陸人才見識了真正的香港，第一次到香港的大陸人好比鄉下人到了上海南京路，恨不得把所有商品買回家。而最早去香港考察的共產黨干部也目瞪口呆，連自己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都發生動搖——難道這就是毛澤東告訴我們的黑暗萬惡的殖民地? 到今天，香港“自由行”不僅為香港帶來經濟繁榮，也為越來越多的大陸市民帶來學習觀摩與洗腦的機會，一切大陸封鎖禁止的新聞、書籍、報刊、雜志，在香港鋪天蓋地隨處可見，這些令大陸人感受了到了與內地不一樣的新聞與言論自由。
改革開放的“試驗田”——深圳
我一直想鄧小平為什麼把第一個特區試驗地選在深圳？而不是其它地方？深圳緊貼香港，鄧明言是向香港學習。
特區經濟模式就是從學香港開始的，通過這個離中國大陸最近的世界自由港，引進了外資、技術、人才、理念、管理模式和經驗。現在全國有名的招商銀行，在當年只是蛇口開發區的一個會計室和結算中心，蛇口的企業把多余的資金放在一起，互相流通，結余就放在結算中心，後來分立出來於1986年成立了地區性銀行。現在招商銀行平均資產利潤在全世界都是前十幾位，全要歸功於當時蛇口開發區的創建者，中國改革開放的先行官袁庚實時地將其政府經營行為轉為商業經營，這個在現在看來是非常合理正常的舉動，在當時卻引起了幾乎所有官員的強烈的反對，被認為是不可思議的冒險舉措。1991年，應當時上海市長朱镕基之請，深圳招商銀行開到了上海，股本也擴大了，這個中國最早的商業性銀行現在已發展為全國性的商業銀行，在它從市場經濟萌芽最早的深圳帶來的客戶至上的良好服務也被廣大客戶認可和受到好評。當時在深圳，有中央各部委和全國28個省市采用多種形式在深圳辦起了近四千家內聯企業，包括北京、哈爾濱等等大城市企業的頭頭腦腦、廣大干部，好像“文革”中朝聖北京天安門那樣，一批又一批湧進深圳特區參觀取經。
新中國成立後，大上海等沿海口岸統統關閉。上海這個東方貿易大港“下崗”了，當時尚處破落貧窮的殖民地香港卻趁機被國際大財團看中，沒有多少年取代了上海的地位，竟成了東方自由貿易港。轉眼四十年過去，億萬大陸民眾已不知市場經濟為何物了。
八十年代初期，我曾南下深圳，感受到深圳剛剛開始改革的萌芽和經濟前景，作為一個獨立思考的上海人，十三年政治犯的敏感使我知道這是人生的一次機會，毅然在85年辭職，拋下家庭迫不及待沖進特區。當時的廣東省特別是特區深圳，沖進大批香港人，他們帶來資金、技術與理念，開廠、辦公司。開放初期，廣東人天生跟香港人一樣，他們做生意的語言、習慣、很快學得像模象樣，而受過一些教育下海的上海人幾乎都看不慣廣東人、溫州人那種急功近利、不講商德、不擇手段的唯利主義。殊不知南方沿海地區環境特殊，許多人的家屬飄洋在海外，乍一開放，內外迅速融合交流，僑鄉、僑眷、港澳親友帶給廣東人經商意識、商海頭腦、資金與貨品的資助，使他們很快輕車熟路馳騁在市場經濟中，確是當時商海中的強者，那是不爭的事實；同時由於閉關束縛長久，一旦松綁，慣性反彈更厲害，急於求富，所以把“商德”放在其次。何況何謂“商德”、哪種“手段”算正規，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一時還難以說清楚。隨著時間的推移，貧富差異迅速拉開的事實面前，許多上海與其它內地人士紛紛不得不低下高貴的頭。我就是這樣學習香港人從小生意做起，跟著首先醒悟敢
“吃螃蟹”的潮州人、客家人、溫州人在深圳學習下海做生意。我只有老老實實拜他們為師，像五十年代香港銅鼓灣小商販一樣在特區瘋狂挖金礦，改革開放的原始積累充滿風險與瘋狂，當時假冒與走私貨充塞市場。我佩服同行潮州人溫州人的膽大包天，處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心的上海人搞怕了，他們開始時猶豫、膽怯，一看、二等、三想，等到他們看明白了，想通了，下海搶灘的最佳時機也失去了。改革開放的第一桶金幾乎全被處於人多地少、劣勢環境的廣東人、福建人、溫州人掏走了。
交流是雙向的。香港是塊彈丸之地，人才、資金重迭積累，沒有發揮空間，競爭激烈，發財談何容易。於是深圳特區首先成了他們英雄用武之地。只要有一張香港護照就都是港商，只要有點膽量，敢搏一記，到廣東什麼地方隨便走一圈，就有人上來盯著，利用港商引資招商，打一個合資廠或來料加工廠什麼的招牌，而它又成了當地考核干部、鎮長、村長的重要政績，一切為港商開綠燈。政策、土地、房屋、原料、勞動力要啥有啥。其實中間也是漏洞多多、虛頭不少，給有些所謂的港商牽著鼻子走而不自知。
在深圳，我也結交了一些香港朋友，看到許多香港低層人士，來往港深之間的司機大佬、開皮包公司的跑街先生、
八九十年代到深圳的人都不會忘記沙頭角獨特的“一街二制”的中英街。八十年代的中英街是人擠人的購物天堂，當時只要有個商人在中英街兩側尋覓到一個店鋪，不管出多高租金，都能迅速發財致富。一年四季不管刮風下雨進中英街關口都排著長龍的隊，進店買商品完全是搶購。我經商二十多年跑了全世界那麼多繁華的商街，沒有一條街能與當年中英街人聲鼎沸的場面相比。中英街最能反映與體現出改革開放初大陸人原始財富積累的瘋狂性。現在中英街已退出歷史舞台，隨著兩邊差別越來越小，今天成了一條幽靜的人文居住街。
記得當時民間廣為流傳一個順口溜：“工農兵學商、人人都經商、東西南北中、個個去深圳”。首先是一大批沒有背景的平民精英人士，特別是知識精英，憑著對新事物和改革開放政策的判斷能力和眼光，紛紛到特區下海闖蕩事業。當時深圳市對人口的遷入限制很嚴，甚至超過北京上海。除了知識分子人才外，一無關系、二無特權的一般內地百姓要想遷入是難上加難。在形勢明朗化的情況下，不久大批干部子弟利用“特權”這把“鑰匙”，打開一切“原則”的鎖，推門而入。我在深圳目睹許多高干子弟進入特區後，利用權勢大搞走私、倒批文、內貿配額；利用香港外貿窗口、來料加工、招商引資，迅速致富，並完成他們第一桶金的血腥原始積累。後來，這些干部子弟再進一步通過各種關系進入和控制香港中資企業公司，進行資產包裝上市，從而逐漸走上國際舞台。
與一位在香港的退休中資企業官員交談使我知道了關於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的一些細節。他告訴我，政府對海外華僑的統戰政策不外是請你回來讓你占些便宜；歡迎你回國投資，給你創造賺錢機會；或者給你一個掛名頭銜，滿足名譽欲望。我們改革開放對港澳、對台灣的政策基本雷同。他還告訴我：在歷史上香港商人在海外到處投資，但從來沒有在大陸投資辦廠來得的簡便（行賄干部）、低廉（雇用民工工資低）、容易（環保要求低），而且還沒有“工會”來給他們“搗亂”。難怪在九龍與新界地區原來燈火輝煌的大樓現在暗掉了一半，因為香港加工業廠全都搬進大陸去了。
89年的六四事件，又是一個歷史關鍵點，反對改革開放的左傾思想大量回潮，保守頑固派紛紛跳出來，再次掀起全國“姓社姓資”的大爭論，這時全國人民的眼光都盯著南巡的鄧小平，連國際上都估計中國大陸可能會走回頭路。那時我在深圳經商，感到回潮風越刮越嚴重。仔細想想文革以前大陸人曾長期禁锢在極左思潮影響下，鄧小平提倡改革開放搞特區，絕對是一個共產黨領導人的大膽之舉，冒著巨大的政治風險，一旦失敗將成為眾矢之的，所以只許成功不能失敗。92年鄧小平南巡，就是在特區反復考察總結，想進一步證實自己走的改革開放之路究竟是對還是錯？特區的變化與成就，加上與香港紅色資本家霍英東等人的交流，更進一步堅定了鄧小平猶如開弓沒有回頭箭的改革決心。
政府的引路人
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如果沒有香港，沒有一大批像霍英東、李嘉誠、李兆基、董建華等港資引路人在其中的推波助瀾，絕不可能像後來呈現的如此迅速與順利展開。其中一些港資的引路人更是功不可沒，最典型的人物是霍英東。1950年新中國剛成立，朝鮮戰爭爆發後，國際社會對新中國的禁運、經濟封鎖造成新政府很困難。霍英東不顧禁令，冒著被港英政府扣“違法、走私”罪名，如履薄冰偷偷用貨船給紅色中國運送了大批急需物資，從而賺取了他人生中的第一個一百萬。從此他在大陸成為真正的“紅色資本家”，並與官方建立起了特殊的關系。其實，像霍英東這些香港紅色資本家早年均遭受港英政府的長期打壓，即便他們渴望為國家多盡一份責任，也只能采取在資本主義香港和社會主義中國之間穿針引線的方式。實際上，在沒有改革開放前，在大陸被西方經濟封鎖的年代，像紅頂巨商（紅色資本家）霍英東等人是比較吃香的，在統戰的旗幟下加上一些特殊的關系，在他們設在國內的一些特殊公司、高級酒店率先實踐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最初的一套東西，如“效率、獎金、加班、協作”等等，並已經在大陸起了最初的滲透作用。霍英東在1979年起便一再向政府提出他的大膽建議，可惜他當時的許多寶貴建議如泥牛入海。在中國保守派和意識形態專家眼中，霍英東就是“資產階級卷土重來”的代名詞。但由於他特殊的地位和歷史上的貢獻，一直受共產黨高層保護，也在大陸起到了別人起不到的作用。中國第一個房改試驗地——廣東的白天鵝賓館就是霍英東最成功的作品。鄧小平曾登上白天鵝頂樓俯瞰珠江，他拉住霍英東的手說：“謝謝你，白天鵝好”。
1981年10月，霍英東陪同中央主要領導在廣東視察住房時，對領導人講了住房問題：“在大陸，人一出生，國家就欠他一套房。怎麼得了？職工分了房，又不是自己的。工作一調動就要搬走，死後更不能留給兒女。每人一套房是國家的沉重負擔。國家與個人，兩頭都難做，這是計劃經濟最不成功的一個例子。”接著，霍英東就向領導當面提出搞商品房和土地有償使用的建議。霍英東的建議在當時高官們心中是想都不敢想的。直到1988年才被正式接受：人大通過決議，土地有償使用期限定為七十年。可以說霍英東是真正在大陸第一個吃螃蟹的英雄，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老師。早期在廣東、深圳試行的西方市場經濟模式，都是他們帶領搞起來的。不僅如此，霍英東等人還幫助促成鄧小平肯定特區成功、推動鄧小平提出擴大沿海開放的思想。他一共見了鄧小平十五次面，鄧小平掌權後跟他約定每年見一次面，可見他對鄧小平制定開放策略起的參謀作用。
一方面，這批港資引路人為中國改革開放帶進了大量的資金、技術、人才、理念。反過來，自從中國推行經濟改革起，這批人也是首先得益。香港更是在世界貿易中的地位從第二十三位一直提升到第九位，它的出口交易占中國總出口交易額的大約三分之一，香港與大陸開始形成雙贏的局面。
大陸改革開放後，內地的低廉生產成本再次提高了香港工業的國際競爭力，在大陸雇用的人數超出其在本地雇工數一倍以上，香港制造業大量北移到珠江三角洲，接著又把傳統工業改變為創意業、電子業。中英聯合聲明公布後，香港的前途終於趨向明朗。在同大陸經貿聯系進一步加強的形勢下，香港經濟多元化更見成熟，金融、旅游等業發展到更高的水平，轉口貿易重又興盛。其次，各個行業提供的國際性服務愈來愈多，國際資本對香港越來越重視，進入香港的美、日等國的跨國公司與日俱增，同時香港財團也大量投資海外。
鄧小平是個務實主義者，搞“特區”試驗田，驗證了“五四”時就首先提出“實際是檢驗真理的唯一試金石”的偉人
還要向香港學什麼？
我們一直說香港是“資本主義”，其實她有許多“社會主義”的特征。如良好的公共服務體系：實現“居者有其屋”政策，向低收入家庭提供 “公屋”，提供普通家庭“負擔得起”的“居屋”。大面積建立公共交通設施、康樂體育設施，在同一樓裡，必設公共體育中心，有供放學後的孩子來做作業的“修習室”；必有一個公共圖書館，香港所有的公共圖書館組成一個網絡，借書還書通用。“公帑”——即政府財政支出，隨處可見。
其實香港的繁榮也並不是一日造就的，它是由幾代人發揚“香港精神”自力更生、白手起家造就的。香港經濟起飛是六七十年代，當時中國大陸正處於文化大革命經濟崩潰的邊緣，促進香港繁榮的是英殖民政府的法治與自由體制。
1945年香港人口只有60萬，1947年上升到180萬，解放前夕激增220萬；1960年代東南亞的排華事件，又使大批華僑企業家帶進龐大資金與技術。香港的發展英國政府幾乎沒有花錢，只有二戰後例外，不過英國殖民政府在香港發展的關鍵時期為香港搭建了一套走向現代化的制度。英國在香港的前期統治是比較專制的，那時香港人的生活還是非常缺乏民主的，英人在港有許多特權，對在港華人的歧視也是層出不窮。所以造成1967年文革時期香港左派配合大陸反英，紅衛兵焚燒英國大使館事件，同時爆發大規模的暴亂、大罷工直到英政府鎮壓為止。那時，香港人很不滿意英國的統治，香港的英政府也很腐敗，社會混亂，福利、就業、治安都不理想，所以人們由不滿引起反英。由此寫下香港歷史上迄今最動蕩不安的一章，除了大陸本土之外，相信沒有一個地方像香港一樣曾受到文化大革命如此凶猛的沖擊。其實，文革對香港當地的一些知識分子有著難以解釋的情結。當年一些資深左派報人羅孚和李怡，都是當年擁抱文革的知識分子典型。那時他們相信中國的封建文化是需要經過洗滌，犧牲是難以避免的。他們贊同文革中的暴力，漠視無辜市民在街頭被炸死，甚至對飄流到香港海域的一具具五花大綁的浮屍也表示理解。後來，已是八十歲高齡的羅孚是用這樣的八個字來形容那個瘋狂歲月裡的自己：“糊裡糊塗、莫名其妙”。不過，香港左派的抗英斗爭到了年底就已無以為繼，真是來得急去得快。七個月的暴動死了五十多人，傷者人數有八百多人，接近五千人被捕。一些中上階層和專業人士更是掀起了移民潮。67年暴亂結束後，新的港英總督麥理浩吸取教訓，采取懷柔政策，並推行“善治”，他改變了過去英政府對轄區內中國人問題和需求不理不睬的歧視態度，改善民生，積極推動社會福利的提供，特別是公屋、公共醫療、公費教育和工人保護領域，三級議會制、小區康樂活動，不斷提高和改善底層人們的生活。1971年後的十幾年香港在他管轄下一躍成為以金融和服務為主的國際大都市，香港終於迎來了法治、自由、民主和人權的曙光，這主要歸功於中文流利的港督麥理浩。
香港最大優勢，就是自由。它繼承了英國殖民統治良好的法治基礎，和“小政府、大社會”的自由主義經濟體系，以低稅率和自由港政策聞名於世：資金自由流動，沒有外匯管制，免稅進出口；並能夠連續13年被評為全世界最自由經濟體系第一名，和連續多年被評為最具競爭力第二名。香港人均GDP高達近三萬美元，占世界第15位；人均財富達20萬多美元，為世界前列。以一個僅1000平方公裡的沒有任何自然資源的蕞爾小島，能夠取得如許成就，被世界經濟學界稱為“香港奇跡”，實在堪稱華人經濟發展的典范，大陸應該虛心就近學習舉世公認的“香港奇跡”。
我認為大陸目前對於香港的學習，最不足的地方即是中央政府在政治體制改革上的遲緩與猶豫不決。在法制方面、民主與言論自由（包括出版業的控制）方面遠落後於香港，舉一簡單事例：香港的法治保證了司法和廉政公署及新聞媒體的獨立性，高度的新聞自由、全民參與的反腐意識將恐懼感深深打入貪污者的心靈，民眾非常有效地對香港政府起到監督作用。香港政府的廉政排名連續三年在世界排名前十五位。我們講一國兩制，兩制之中，必有優劣，既然有優劣，為什麼不能一國一制，擇優實試一下呢？我們既然承認香港比大陸繁榮、廉政、法治成功，這說明香港的制度比大陸優越。為什麼不能在大陸某地，如上海試驗實行一下，將香港的制度移植到上海，就像八十年代鄧小平大膽實驗深圳特區試驗田一樣。“實際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看看二十年後上海將是怎麼樣的社會？會給全國帶來怎麼樣的天翻地覆的實質性變化。
其實，香港回歸中國除了是一個民族問題外，同時還是一個制度的問題。香港人的心情很矛盾：一方面作為一個中國人，當然希望香港能夠回歸祖國、另一方面作為一個生活在自由與民主中的人，又不願意回到大陸一黨專制統治之下。我在海外旅游時注意到：香港人，無論去到世界任何地方都以自己是香港人為榮，而不稱中國大陸人。回歸後香港有成長的煩惱，對二十三條的疑惑和對普選的期盼。如“遠慮”更甚於“近憂”，大陸沿海經濟的飛速發展，特別是珠江三角洲和上海的經濟崛起使香港人越來越怛心，香港經濟被“邊緣化”。但香港仍有強勁的經濟，周密的法制，獨立的法治與司法，高效政府和強勢財團，共存共榮的各種宗教信仰，行之經年的公共服務體系，成熟的公民社會。香港人特點是遵紀守法，有蓬勃的參與社會活動的欲望，抗議游行示威時謹守底線。香港基本精神是“永不言敗”，港人自信自尊頑強，始終充滿活力，保持競爭力。動感之都香港是一個全世界最多元化的資本主義城市。回歸十年，香港變得更成熟更堅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