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與上海彼此觀望，早在兩座城市之間出現大量的商貿往來和大規模的人員流動以及
頻繁的文化交流之前就已經出現。
20世紀20年代，在魯迅眼中：
香港雖只一島，卻活畫著中國許多地方現在和將來的小照：中央幾位洋主子，手下是若
干頌德的“高等華人”和一伙作伥的奴氣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
的死在洋場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苗瑤是我們的前輩。（《再談香港》）
反觀上海，魯迅眼中的上海租界與香港幾乎如出一轍：
那情形，外國人是處在中央，那外面，圍著一群翻譯，包探，巡捕，西崽……之類，是
懂得外國話，熟悉租界章程的。這一圈之外，才是許多老百姓。（《現今的新文學概觀
》）
顯然，魯迅沒有刻意從上海人的立場出發來看香港，但如果我們注意到魯迅對上海的反
觀，就會發現他雖然是在思考現代中國命運的大背景中觀察香港，但對香港的批評投射
出的是令人擔憂的上海影像。
在研究香港與上海彼此觀望現象時，人們“言必稱張愛玲”，一次又一次地試圖闡釋清
楚張愛玲作品中的“香港關系”。李歐梵稱：
如果上海是張愛玲的自身（self）的話，香港就是她的“她者”（other），沒有這個
異國情調的“她者”，就不會顯示出張愛玲如何才是上海人。（《香港，張愛玲筆下的
“她者”》）
其實，30年代末40年代初張愛玲對於香港和上海“雙城”關系的認知和想象的特點主要
有兩個：一是張愛玲公開表白自己的上海人立場。
我為上海人寫了一本香港傳奇……寫它的時候，無時不刻不想到上海人，因為我是試著
用上海人的觀點來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夠懂得我的文不達意的地方。（張愛玲：
《到底是上海人》）
二是張愛玲在對香港從遠處的觀看中所表現出來的心理優越感，將香港定格在“她者”
的位置之上，折射出上海的比較優勢。李歐梵看出：
對張愛玲來說，當香港在令人無望地全盤殖民化的同時，上海帶著她所有的異域氣息卻
依然是中國的。（《上海摩登》）
在張愛玲眼中，香港“寡廉鮮恥”，沒有上海有“涵養”。但是我們更應該看出，張愛
玲通過香港與上海的比較，通過對香港的描寫，透視出香港的殖民性，從而揭示了香港
的“她者”地位，而這個“她者”主要是西方殖民者的“她者”，而不是上海的“她者
”。無論如何，在香港和上海之間，張愛玲是一座繞不過的橋，直到21世紀初香港人看
上海時，還要通過“走張愛玲路線，品上海城底蘊”。[3]
上海人再次用心地觀看香港時，歷史已經推移。1983年，王安憶赴美後轉道香港回國，
十年後寫出《香港的情與愛》。在這篇中篇小說中，王安憶以一個外來者的身份給香港
下了一連串的定義：“香港是一個大邂逅，是一個奇跡性的大相遇”；香港是一個大機
緣；“香港是推心置腹的”，是那種“既不是家，又不是度假的所在”；香港是友善的
；香港是美不勝收的：
它是最天涯海角的，又是最近在眼前的；它是最荒無人煙的，又是最繁榮似錦的；它是
最寂寞無聲，又是最熱鬧喧嘩；它是最海天漆黑中的最燈火輝煌。它是突兀的，沒有鋪
墊，沒有伏筆，沒有漸強和漸弱，它是突然開始又突然收尾，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
。它是將歷史截斷的，它也是將社會截斷的。它有一種逃離大陸的性質，還有汪洋裡的
一條船的性質。[4]
這些流動著的、相互矛盾的定義為人們描繪了一幅既真實又虛幻的香港圖像。王安憶自
己說：
香港是我們弄不明白的事情都弄明白了。它對於我來說，其實並非是香港，而是一個象
征，這名字也有一種象征的含意，一百年的歷史像個傳奇，地處所在也像個傳奇。“港
”這地方是將我們送出去又迎回來的地方，更是個傳奇。我是要寫一個用香港命名的傳
奇，這傳奇不是那傳奇，它提煉於我們最普通的人生，將我們普通人生中的細節凝聚成
一個傳奇。[5]
透過這個傳奇，王安憶並沒有刻意尋找香港和上海在具體景觀以外的內在相似，值得注
意的是，張愛玲為香港畫像時的那種屈尊感在王安憶那裡似乎已經蕩然無存，對香港的
俯視似乎也已經為對香港的“驚異”所取代，所以我們似乎很難說王安憶眼中的香港仍
然是上海的“她者”，“自我”與“她者”對應的典范此時似乎已經失靈。相反，八九
十年代的上海面對在現代化征程中高歌猛進的香港如夢初醒，恍惚之中看到的香港美善
兼具，充滿奇跡與機緣。因而，有人懷疑，《香港的情與愛》是當時“上海”基本情緒
的一種表達，“香港”是王安憶的機緣甚至工具——為的是表達“上海”的焦慮、渴望
和想象性的滿足，它以“香港夢”的形式表達了內在的“上海夢”。（《“香港”的情
與愛——從王安憶到張愛玲》）
王安憶對香港的“感情異常投入”的描寫，“把香港變成一個可愛欲的女性/客體，讓
男性/主體盡情地傾注憐愛保護。”王安憶的上海人身份不能不讓人懷疑“當她對香港
這樣縱情議論，這樣傾注感情時，會否像張愛玲寫作香港的時候一樣，想到的其實是上
海？”王安憶有本文集取名《尋找上海》，看來，在香港身上，她想做的依然是尋找上
海。如此說來，上海人看香港時骨子裡還是在俯視香港。
香港對上海的關注並沒有很早就出現在文人或作家的作品裡，但1938年以來香港的商界
、文化領域、城市景觀上，常常會標上帶有“上海”字樣的符碼，如飯店會聲稱自己出
身上海，真真假假的“上海裁縫”紛紛開業，等等，這表明香港人的心中很早就有一種
“上海情結”。李歐梵觀察到香港在經濟的瘋狂增長中的一道奇怪的文化景觀：
當香港把上海遠遠地拋在後面時，這個新的大都會並沒有忘記老的；事實上，你能發覺
香港對老上海懷著越來越強烈的鄉愁，並在很大程度上由大眾傳媒使之鞏固（使之不被
遺忘）。（《上海摩登》）
80年代以來，香港的電影、電視等大眾傳媒中毫不遮掩地流露出對上海的欣賞。李歐梵
認為：
香港大眾文化景觀中的“老上海風尚”並不光折射著香港的懷舊或她困擾自身的身份，
倒更是因為上海昔日的繁華象征著某種真正的神秘，它不能被歷史和革命的官方大敘事
所闡釋。這就是他們所希望解開的神秘，從而在這兩個城市之間建立起某種超越歷史的
象征性聯系。（《上海摩登》）
如果我們考慮到香港“無線”電視在1979年制作的八十集連續劇《網中人》，通過“阿
燦”建構的優越的香港人和低下的大陸人的二元身份，就更能體會到香港對上海是另眼
相看的。香港人的“上海情結”可謂根深蒂固，前不久，一位香港學生告訴我，她喜歡
上海，問她為什麼，她的回答是上海既有歷史又有活力，我說香港也有啊，響應我的是
一種懷疑的目光。
香港對上海的懷舊，一直延伸進新生代作家黃碧雲90年代的作品裡。這位有著深深的“
香港情結”的作家，在《豐盛與悲哀》中以一個外來者的視角講述了一個關於上海的故
事，一方面是昔日上海的傳奇的、歷史的“豐盛”，另一方面是今天上海的空洞與傳統
歷史感的失落的“悲哀”。我們或可以為，黃碧雲是在努力解構香港人的“上海情結”
。
1978年來到香港，一住就是十六年，不停地書寫香港的“外來作家”施叔青，在《晚晴
》中講述了香港家庭主婦倪元錦80年代初回上海會舊情郎的故事。故事中，上海的建築
和街道、上海人的外貌和言談舉止等等都成了被審視、被品評、被敘述的對象，上海以
及她的男友都失去了話語權。有意思的是，《網中人》中“聰明、勤奮、‘摩登’和品
位高尚的香港人程緯”與“愚蠢、落伍、低俗、危險的大陸人阿燦”的對比，在《晚晴
》中調整為“一個普通香港家庭主婦”對“上海人”。《晚晴》比《網中人》來得更絕
！
施叔青透過女主角倪元錦對上海的審視，顯然是將殖民論述的基本話語即“東方/女人/
被殖民者”與“西方/男人/殖民者”的二元對立改用在了香港與上海之間，“香港與上
海”等於“自我與她者”，等於“看與被看”，而且，“看”的主體是女人。而施叔青
在自己的香港敘述中，一直都在質疑並努力顛覆殖民論述的基本框架，“己所不欲，勿
施於人”，為什麼她硬要將這種框架強加在對上海的閱讀之中呢？我以為，答案只有一
個：施叔青所要做的是去除上海人建構的上海對香港的“看與被看”、“自我與她者”
的敘述模式，這符合她重新書寫香港的戰略。
香港和上海在各自的城市文本中互相指涉，這種指涉又較為集中地出現在文學作品之中
，而文學作品中的城市閱讀往往是對城市的一種聰穎、浪漫的形象再現，想象和誇張不
可避免。看得出，至此為止的香港與上海之間的彼此觀望都不是建立在對對方深入了解
的基礎上，魯迅、王安憶對香港只有匆匆一瞥，張愛玲寫“香港傳奇”之前也只是在香
港大學有過兩年零三個月的學生生涯，施叔青、黃碧雲也沒有多少上海經歷，這無疑構
成了香港與上海彼此觀望的閉障，香港與上海之間的閱讀與書寫因而往往成為一種遙遠
的城市想象，香港與上海因而往往成為彼此“想象的異邦”。
不過，想象本身就是城市文本的一種歷史構成。透過魯迅、張愛玲、王安憶、施叔青、
黃碧雲提供的閱讀文本，我們可以看出，當上海作為一個大都會，在20世紀上半葉整體
上優勝於香港時，上海人是俯視香港的，香港的形象是為“被看”（被上海人看）而設
計的，從香港這個“她者”身上，上海看出了自身的道德、文明與涵養。這恰如張愛玲
對上海人說“好人愛聽壞人的故事”，上海與香港的分別在“好人”與“壞人”之間。
當上海被香港超越並被遠遠拋在香港身後時，上海俯視香港的目光有所收斂，上海人特
有的那種優越感被暫時收藏起來，重新睜開雙眼看香港時，上海人表現出內心的焦慮、
渴望和想象，但在對香港的恣意審視和縱情議論中，上海仍然十分隱蔽地將香港置於“
被看”的境地。香港卻似乎從來就沒有俯視過上海，如果說香港對老上海懷有的強烈鄉
愁意味著上海是香港的“她者”，那麼從這個“她者”身上，香港想要尋覓的只是一種
令自己魂牽夢繞的“上海夢”。當黃碧雲剖析上海的“豐盛”與“悲哀”時，其目的並
不是要將上海當做一個被審視的“她者”，而是要解構香港人的“上海情結”。施叔青
著實損了上海人一回，但那實在只是以極端形式表達的香港對總是“被上海看”的一種
反抗。所以，香港人觀念中的大陸人可能並不包含上海人。可見，在香港與上海的彼此
觀望中，並不存在一種“她者”的輪回，沒有一種“先是上海俯視香港、香港是被上海
審視的‘她者’，後是香港俯視上海、上海是被香港審視的‘她者’”這樣單一的線性
關系。
頻繁的文化交流之前就已經出現。
20世紀20年代，在魯迅眼中：
香港雖只一島，卻活畫著中國許多地方現在和將來的小照：中央幾位洋主子，手下是若
干頌德的“高等華人”和一伙作伥的奴氣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
的死在洋場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苗瑤是我們的前輩。（《再談香港》）
反觀上海，魯迅眼中的上海租界與香港幾乎如出一轍：
那情形，外國人是處在中央，那外面，圍著一群翻譯，包探，巡捕，西崽……之類，是
懂得外國話，熟悉租界章程的。這一圈之外，才是許多老百姓。（《現今的新文學概觀
》）
顯然，魯迅沒有刻意從上海人的立場出發來看香港，但如果我們注意到魯迅對上海的反
觀，就會發現他雖然是在思考現代中國命運的大背景中觀察香港，但對香港的批評投射
出的是令人擔憂的上海影像。
在研究香港與上海彼此觀望現象時，人們“言必稱張愛玲”，一次又一次地試圖闡釋清
楚張愛玲作品中的“香港關系”。李歐梵稱：
如果上海是張愛玲的自身（self）的話，香港就是她的“她者”（other），沒有這個
異國情調的“她者”，就不會顯示出張愛玲如何才是上海人。（《香港，張愛玲筆下的
“她者”》）
其實，30年代末40年代初張愛玲對於香港和上海“雙城”關系的認知和想象的特點主要
有兩個：一是張愛玲公開表白自己的上海人立場。
我為上海人寫了一本香港傳奇……寫它的時候，無時不刻不想到上海人，因為我是試著
用上海人的觀點來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夠懂得我的文不達意的地方。（張愛玲：
《到底是上海人》）
二是張愛玲在對香港從遠處的觀看中所表現出來的心理優越感，將香港定格在“她者”
的位置之上，折射出上海的比較優勢。李歐梵看出：
對張愛玲來說，當香港在令人無望地全盤殖民化的同時，上海帶著她所有的異域氣息卻
依然是中國的。（《上海摩登》）
在張愛玲眼中，香港“寡廉鮮恥”，沒有上海有“涵養”。但是我們更應該看出，張愛
玲通過香港與上海的比較，通過對香港的描寫，透視出香港的殖民性，從而揭示了香港
的“她者”地位，而這個“她者”主要是西方殖民者的“她者”，而不是上海的“她者
”。無論如何，在香港和上海之間，張愛玲是一座繞不過的橋，直到21世紀初香港人看
上海時，還要通過“走張愛玲路線，品上海城底蘊”。[3]
上海人再次用心地觀看香港時，歷史已經推移。1983年，王安憶赴美後轉道香港回國，
十年後寫出《香港的情與愛》。在這篇中篇小說中，王安憶以一個外來者的身份給香港
下了一連串的定義：“香港是一個大邂逅，是一個奇跡性的大相遇”；香港是一個大機
緣；“香港是推心置腹的”，是那種“既不是家，又不是度假的所在”；香港是友善的
；香港是美不勝收的：
它是最天涯海角的，又是最近在眼前的；它是最荒無人煙的，又是最繁榮似錦的；它是
最寂寞無聲，又是最熱鬧喧嘩；它是最海天漆黑中的最燈火輝煌。它是突兀的，沒有鋪
墊，沒有伏筆，沒有漸強和漸弱，它是突然開始又突然收尾，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
。它是將歷史截斷的，它也是將社會截斷的。它有一種逃離大陸的性質，還有汪洋裡的
一條船的性質。[4]
這些流動著的、相互矛盾的定義為人們描繪了一幅既真實又虛幻的香港圖像。王安憶自
己說：
香港是我們弄不明白的事情都弄明白了。它對於我來說，其實並非是香港，而是一個象
征，這名字也有一種象征的含意，一百年的歷史像個傳奇，地處所在也像個傳奇。“港
”這地方是將我們送出去又迎回來的地方，更是個傳奇。我是要寫一個用香港命名的傳
奇，這傳奇不是那傳奇，它提煉於我們最普通的人生，將我們普通人生中的細節凝聚成
一個傳奇。[5]
透過這個傳奇，王安憶並沒有刻意尋找香港和上海在具體景觀以外的內在相似，值得注
意的是，張愛玲為香港畫像時的那種屈尊感在王安憶那裡似乎已經蕩然無存，對香港的
俯視似乎也已經為對香港的“驚異”所取代，所以我們似乎很難說王安憶眼中的香港仍
然是上海的“她者”，“自我”與“她者”對應的典范此時似乎已經失靈。相反，八九
十年代的上海面對在現代化征程中高歌猛進的香港如夢初醒，恍惚之中看到的香港美善
兼具，充滿奇跡與機緣。因而，有人懷疑，《香港的情與愛》是當時“上海”基本情緒
的一種表達，“香港”是王安憶的機緣甚至工具——為的是表達“上海”的焦慮、渴望
和想象性的滿足，它以“香港夢”的形式表達了內在的“上海夢”。（《“香港”的情
與愛——從王安憶到張愛玲》）
王安憶對香港的“感情異常投入”的描寫，“把香港變成一個可愛欲的女性/客體，讓
男性/主體盡情地傾注憐愛保護。”王安憶的上海人身份不能不讓人懷疑“當她對香港
這樣縱情議論，這樣傾注感情時，會否像張愛玲寫作香港的時候一樣，想到的其實是上
海？”王安憶有本文集取名《尋找上海》，看來，在香港身上，她想做的依然是尋找上
海。如此說來，上海人看香港時骨子裡還是在俯視香港。
香港對上海的關注並沒有很早就出現在文人或作家的作品裡，但1938年以來香港的商界
、文化領域、城市景觀上，常常會標上帶有“上海”字樣的符碼，如飯店會聲稱自己出
身上海，真真假假的“上海裁縫”紛紛開業，等等，這表明香港人的心中很早就有一種
“上海情結”。李歐梵觀察到香港在經濟的瘋狂增長中的一道奇怪的文化景觀：
當香港把上海遠遠地拋在後面時，這個新的大都會並沒有忘記老的；事實上，你能發覺
香港對老上海懷著越來越強烈的鄉愁，並在很大程度上由大眾傳媒使之鞏固（使之不被
遺忘）。（《上海摩登》）
80年代以來，香港的電影、電視等大眾傳媒中毫不遮掩地流露出對上海的欣賞。李歐梵
認為：
香港大眾文化景觀中的“老上海風尚”並不光折射著香港的懷舊或她困擾自身的身份，
倒更是因為上海昔日的繁華象征著某種真正的神秘，它不能被歷史和革命的官方大敘事
所闡釋。這就是他們所希望解開的神秘，從而在這兩個城市之間建立起某種超越歷史的
象征性聯系。（《上海摩登》）
如果我們考慮到香港“無線”電視在1979年制作的八十集連續劇《網中人》，通過“阿
燦”建構的優越的香港人和低下的大陸人的二元身份，就更能體會到香港對上海是另眼
相看的。香港人的“上海情結”可謂根深蒂固，前不久，一位香港學生告訴我，她喜歡
上海，問她為什麼，她的回答是上海既有歷史又有活力，我說香港也有啊，響應我的是
一種懷疑的目光。
香港對上海的懷舊，一直延伸進新生代作家黃碧雲90年代的作品裡。這位有著深深的“
香港情結”的作家，在《豐盛與悲哀》中以一個外來者的視角講述了一個關於上海的故
事，一方面是昔日上海的傳奇的、歷史的“豐盛”，另一方面是今天上海的空洞與傳統
歷史感的失落的“悲哀”。我們或可以為，黃碧雲是在努力解構香港人的“上海情結”
。
1978年來到香港，一住就是十六年，不停地書寫香港的“外來作家”施叔青，在《晚晴
》中講述了香港家庭主婦倪元錦80年代初回上海會舊情郎的故事。故事中，上海的建築
和街道、上海人的外貌和言談舉止等等都成了被審視、被品評、被敘述的對象，上海以
及她的男友都失去了話語權。有意思的是，《網中人》中“聰明、勤奮、‘摩登’和品
位高尚的香港人程緯”與“愚蠢、落伍、低俗、危險的大陸人阿燦”的對比，在《晚晴
》中調整為“一個普通香港家庭主婦”對“上海人”。《晚晴》比《網中人》來得更絕
！
施叔青透過女主角倪元錦對上海的審視，顯然是將殖民論述的基本話語即“東方/女人/
被殖民者”與“西方/男人/殖民者”的二元對立改用在了香港與上海之間，“香港與上
海”等於“自我與她者”，等於“看與被看”，而且，“看”的主體是女人。而施叔青
在自己的香港敘述中，一直都在質疑並努力顛覆殖民論述的基本框架，“己所不欲，勿
施於人”，為什麼她硬要將這種框架強加在對上海的閱讀之中呢？我以為，答案只有一
個：施叔青所要做的是去除上海人建構的上海對香港的“看與被看”、“自我與她者”
的敘述模式，這符合她重新書寫香港的戰略。
香港和上海在各自的城市文本中互相指涉，這種指涉又較為集中地出現在文學作品之中
，而文學作品中的城市閱讀往往是對城市的一種聰穎、浪漫的形象再現，想象和誇張不
可避免。看得出，至此為止的香港與上海之間的彼此觀望都不是建立在對對方深入了解
的基礎上，魯迅、王安憶對香港只有匆匆一瞥，張愛玲寫“香港傳奇”之前也只是在香
港大學有過兩年零三個月的學生生涯，施叔青、黃碧雲也沒有多少上海經歷，這無疑構
成了香港與上海彼此觀望的閉障，香港與上海之間的閱讀與書寫因而往往成為一種遙遠
的城市想象，香港與上海因而往往成為彼此“想象的異邦”。
不過，想象本身就是城市文本的一種歷史構成。透過魯迅、張愛玲、王安憶、施叔青、
黃碧雲提供的閱讀文本，我們可以看出，當上海作為一個大都會，在20世紀上半葉整體
上優勝於香港時，上海人是俯視香港的，香港的形象是為“被看”（被上海人看）而設
計的，從香港這個“她者”身上，上海看出了自身的道德、文明與涵養。這恰如張愛玲
對上海人說“好人愛聽壞人的故事”，上海與香港的分別在“好人”與“壞人”之間。
當上海被香港超越並被遠遠拋在香港身後時，上海俯視香港的目光有所收斂，上海人特
有的那種優越感被暫時收藏起來，重新睜開雙眼看香港時，上海人表現出內心的焦慮、
渴望和想象，但在對香港的恣意審視和縱情議論中，上海仍然十分隱蔽地將香港置於“
被看”的境地。香港卻似乎從來就沒有俯視過上海，如果說香港對老上海懷有的強烈鄉
愁意味著上海是香港的“她者”，那麼從這個“她者”身上，香港想要尋覓的只是一種
令自己魂牽夢繞的“上海夢”。當黃碧雲剖析上海的“豐盛”與“悲哀”時，其目的並
不是要將上海當做一個被審視的“她者”，而是要解構香港人的“上海情結”。施叔青
著實損了上海人一回，但那實在只是以極端形式表達的香港對總是“被上海看”的一種
反抗。所以，香港人觀念中的大陸人可能並不包含上海人。可見，在香港與上海的彼此
觀望中，並不存在一種“她者”的輪回，沒有一種“先是上海俯視香港、香港是被上海
審視的‘她者’，後是香港俯視上海、上海是被香港審視的‘她者’”這樣單一的線性
關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