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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再次走進谏草堂准備離開的時候，一位聽口音是本地人的中年婦女嚷開了：“有什麼好看啊？快走！快走！”雖然心虛，百忙中還是用閃光燈拍了一張室內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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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後，小不服氣，又拍了一張外面梁枋上的彩畫，跟谏草亭的彩畫相似。

這座一代忠烈曾經的居所，其後日益被士大夫們敬慕，經常在此集會議政，其中最著名的當屬“公車上書”。1895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戰爭失敗，被迫簽訂《馬關條約》割讓台灣及遼東、賠款二萬萬兩。消息傳到北京，當時在京應試的舉人群情激憤，台籍舉人更是痛哭流涕。康有為、梁啟超等十八省千余舉人在松筠庵集會，在提出拒和、遷都、練兵、變法等主張的萬言表上簽名。並由康、梁二人帶領，與其他千余市民前往“都察院”門前請代奏。進京參加會試的舉人是由各省派送，依漢代舉孝廉乘公家車輛赴京慣例，對進京參加會試的舉人又稱為“公車”。因此此次上書史稱“公車上書”。

近年雖有學者對“公車上書”的真實性提出質疑，但是康、梁等舉人關心國家命運，希望變法圖強的強烈願望，卻是可以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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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在達智橋胡同，楊椒山祠山門東北側，有一座院門規模比較大，更早引起我的注意，直覺是個大宅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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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果然在宣南文化博物館果然看到了它的圖片，再次翻拍。這裡名為“嵩雲草堂”，即河南會館，也是“公車上書”的舉人的一個聚集地，河南會館後來成為維新派的一個議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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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說一下達智橋胡同。這裡最早叫“鞑子橋”，北京但凡是路名帶有橋的，原來就一定是座橋，鞑子橋也的確是城南的水溝上的一座小橋。鞑子是舊時對蒙古人的蔑稱，此地附近現在還叫校場口，相傳以前是蒙古軍隊駐扎練兵的校場，這座小橋因此得名。到了清代，為了避開“鞑子”的貶義，諧音雅化為“炸子橋”。到了民國，再次雅化為“達智橋”。1965年北京整頓地名，最終稱為“達智橋胡同”。

上圖為達智橋胡同往西的校場大六條的一個宅門，這裡離宣武門天主堂（南堂）不遠，門頭倒有幾分學南堂的樣，不知道會不會是神職人員或教徒的住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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